2018年4月17日，当亚美尼亚国民议会根据投票结果公布谢尔日·萨尔基相为政府总理后，政治热潮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演变为“天鹅绒革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这一结果。

2018年年初开始，亚美尼亚就因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选举掀起了一股政治热潮。4月17日，当亚美尼亚国民议会根据投票结果公布谢尔日·萨尔基相为政府总理后，这股政治热潮便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演变为“天鹅绒革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这一结果。4月22日，反对派领袖帕西尼扬与总统、总理谈判后被捕的消息传来，激起新一轮抗议高潮，连军队也冲出军营参加到示威行列。面对可能失控的混乱局面，仅仅当了数日总理的萨尔基相不得不于4月23日宣布辞去总理一职。尽管民众欢呼萨尔基相被“赶下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亚美尼亚国内政局已经走向稳定，该国可能面临更加混乱局面。

选举游戏引爆街头革命

亚美尼亚是南高加索地区小国，如果不是因为与阿塞拜疆的纳卡领土争端引起的冲突以及与土耳其“大屠杀”历史问题的争议时常被媒体报道，这个国家很少被人关注。在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的27年来，尽管亚美尼亚多次发生不平稳政治事件，但是还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经过合法程序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在大规模抗议行动中黯然辞职。

按照俄罗斯等国专家的看法，是亚美尼亚的这次议会选举结果愚弄民众，激起民众愤怒才导致该国发生“天鹅绒革命”。事实上，选举只是引发事件的表面因素，应该说这次选举的结果是民众抗议的引爆点，而真正导致民众大规模抗议行动的深层次因素则是多方面的。

亚美尼亚独立以来在政治上相对保守，历次改革也相对温和，很少有大起大落的政治事件发生。到本选举季，谢尔日·萨尔基相已经通过选举连任了两届总统，按照法律规定，他到了交权时刻。但是萨尔基相为了继续留在权力核心位置，通过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变总统制为议会制，从掌握实权的总统合法转换到掌握实权的总理，其目标显然是延长个人政治生命。其实，早在2015年12月，当萨尔基相推动全民公投修改宪法启动议会制开始，就有专家指出，萨尔基相是在为自己当实权派总理作法律铺垫，而并不是为了让亚美尼亚政治体制更完善。只是当这一天真正到来时，民众的愤怒才突然爆发出来。

萨尔基相长达十年的执政期，并没有很好地履行总统对国家和民众的职责。在他执政期间，亚美尼亚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民众生活十分困难。在上层，权力精英普遍存在贪污腐败现象，2016年透明国际排名亚美尼亚的清廉指数仅排第113位，权力精英的执政合法性逐渐被贪腐所销蚀，失去民众支持。在这次政治事件中，连军队在关键时刻都站到了游行示威者一边。

更为重要的是，从萨尔基相三年前着手推动修宪来看，亚美尼亚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政治体制，体制不确定性必然带来政局的不可预测性。一方面，政治精英贪恋权力，在国内搞集权政治，操弄权力左右手游戏；另一方面，亚美尼亚独立后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所谓民主政体，并没有为政治提供真正的包容性，在实际权力操作中，少数精英视权力为个人或圈子谋利的私器。宪法框架内的分权体制与缺乏包容的政治实践之间产生的张力在选举敏感期必然寻求突破口以“革命”的形式呈现。按照相关法律，亚美尼亚反对派政党合法存在，甚至在议会中存在强有力的反对派联盟，这在实践上为政治纷争和社会冲突埋下了体制基础。亚美尼亚爆发的这次大规模游行示威主要就是反对派政党在组织。

经济与民生问题的风口浪尖

亚美尼亚独立以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几乎没有培育出真正的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只是让一部分人对国有资产进行了巧取豪夺，资源被寡头们瓜分。这些寡头又和政权当局紧密联系，对国家资源重新分配，经济领域的腐败极为严重。

提到寡头，人们对后苏联地区的寡头现象较为熟知，并认为寡头可能主要存在于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事实上，对于国土面积并不辽阔、人口相对很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亚美尼亚而言，经济寡头化也是其显著特征之一。寡头几乎垄断了亚美尼亚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例如，亚美尼亚最大的反对派政党“繁荣亚美尼亚”的领导人加吉克·察卢基扬就是著名的繁荣亚美尼亚集团的大老板，他的生意从进出口贸易、建筑业，到药品、乳制品、啤酒、食品乃至体育赛事，几乎无所不包。他不仅在经济上富可敌国，在政治领域也与上层关系密切，是亚美尼亚政商两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之一。亚美尼亚的经济寡头化以及腐败导致市场环境不佳，加之缺乏像样的资源和产业，因而外国投资少有进入，投资积累严重不足，国民经济发展失衡，财政赤字严重。举例来说，截至2017年底，亚美尼亚国债达69亿美元，其中外债达56亿美元，国内债务13亿美元。世界银行预测，2018年亚美尼亚国债占GDP比重将由2017年的58.8%增至59.6％，外债由48％增至48.4％。国债的增长和人口持续外迁加重了人均债务负担，当前亚美尼亚人均债务为2300美元，其中1800美元为外债。对于储蓄率低的亚美尼亚而言，高负债不利于其经济发展。

经济形势长期低迷导致就业岗位不足，亚美尼亚大量年轻人在本国难以找到工作，只好出国去俄罗斯或者欧美国家打工。有数据表明，超过一半的亚美尼亚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独立后离开亚美尼亚的人不在少数。近年来，亚美尼亚人口持续减少，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年轻人出国找工作的趋势仍在持续。退休金领取者、妇女、儿童、丧失劳动力的人群很容易沦为贫困人口，贫困人口几乎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长期困扰着亚美尼亚。据外媒报道，这次参加抗议示威的民众，很大一部分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其中又以年轻的失业者和贫困人群为主。这表明，经济和民生问题已经成为测试亚美尼亚政治精英执政合法性的指标之一，只要执政当局不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并切实改善民生，无论多么漂亮的政治改革口号，都抵挡不住民众的质疑声。

大国博弈下的外交困局

亚美尼亚历来就是大国博弈的热点地区，历史上可谓多灾多难。曾经数次被周边大国占领、瓜分，甚至发生过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苏联解体前后，因为纳卡地区归属问题与阿塞拜疆发生剧烈冲突乃至战争，并延续至今。在俄罗斯支持下，尽管亚美尼亚占领了纳卡地区，但是，由此带来的长期战争威胁一直制约着该国政治、经济乃至外交政策安排，内外交困局面由此形成。出于国家安全考量，独立后的亚美尼亚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政策，与俄罗斯逐步结成准联盟关系，是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安组织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的坚定支持者，境内甚至驻扎有俄罗斯的两个军事基地。可以说，亚美尼亚把一国之安全系于另一大国，这为其外交腾挪空间带来了极大限制。

亚美尼亚人多信奉基督教，其宗教文化与欧美国家有着天然亲和力，早年因“大屠杀”流落欧美的亚美尼亚人更是这种宗教文化的纽带。独立后，亚美尼亚从民间到高层加入欧盟的意愿十分强烈。同时，亚美尼亚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使其成为欧美国家争取和拉拢的对象。近年来，欧美大国有意加强与亚美尼亚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外交领域的合作，双方也签署了不少合作文件。但是因为与俄罗斯的特殊外交关系，亚美尼亚与欧美国家的合作始终不冷不热。乌克兰危机之后，随着西方对俄罗斯逐步升级制裁措施，作为紧密经济合作伙伴的亚美尼亚也受到牵连。俄罗斯在亚美尼亚的投资逐年缩水，在俄罗斯打工的劳动移民人数显著减少，移民汇款也受到直接影响。此外，与邻国阿塞拜疆及土耳其的尖锐矛盾，导致亚美尼亚长期受这两个区域大国的经济封锁，阻隔了亚美尼亚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也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近年来，从阿塞拜疆到土耳其，都在积极开展“南部天然气走廊”“跨安纳托尼亚天然气管道”等跨国大项目，但这些项目都把亚美尼亚排斥在外。

亚美尼亚的外交困境在于，它很难像其他地缘政治夹缝中的小国那样拥有在大国间玩平衡外交的资源。一方面从文化到心理，民众更加认同西方生活方式，向往加入欧盟；另一方面，出于地缘政治和安全的现实考量，又不得不在外交上紧紧跟随与欧美关系复杂多变的俄罗斯，这极大地压缩了其国际活动空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利益。这次抗议活动，甚至有很多境外的亚美尼亚人也积极参与。

前景堪忧的未来走向

有人称亚美尼亚人为“高加索的犹太人”，言其善于经商，非常勤奋，民众性格也很温和。今年4月发生的所谓“天鹅绒革命”并没有演变成激烈冲突和流血事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将在风平浪静中实现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历史地看，此次政治事件是亚美尼亚独立以来政治转轨逻辑的延续，是“民主化”进程中对那些不适因素的再修正、再调适、再完善。经过此次政治变局，执政的亚美尼亚共和党以及反对派联盟之间必然进行多轮政治博弈，会对权力重新作出安排，以达到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新平衡。

尽管2015年由谢尔日·萨尔基相推动的议会制公投具有谋求个人权力的考虑，但是公投结果已经合法化，今后亚美尼亚走议会制道路基本可以确定。在这种体制安排下，政党作用将被放大，政党通过议会渠道宣扬并确定本党主张，推选总理人选，进而使本党意志在政府层面得以贯彻。这对于传统中习惯服从权威的亚美尼亚社会而言，将面临新考验。首先是在政权交接的关键时期，精英集团内部能否尽快达成妥协，使权力分配获得新平衡，以及之后的磨合过程是否顺利，都是对亚美尼亚政治精英的巨大考验。尤其是，多年积累的旧矛盾与新出现的问题，他们之间是否具有包容性，其化解与转换是否具有柔韧性，也是一大难题。例如，萨尔基相执政多年，不仅他身后有一个大政党亚美尼亚共和党，而且他身边也聚集了一批有巨大影响力的政商两界精英，萨尔基相下台后，新政权以何种态度对待萨尔基相本人以及他身边的精英，亚美尼亚共和党又如何与其个人进行政治切割，这些都是可能影响亚美尼亚未来政局的重要因素。

在经济领域，亚美尼亚缺乏资源以及过去在市场建设方面的积弊，并非某一位新政治领导人上台就能很快改变。国民经济基础薄弱、市场环境差、制度不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经过持续变革才有可能逐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精英与民众之间如何重新建立良好信任关系以维持改革所需要的起码的稳定政治局面，也考验着亚美尼亚社会。

在这次政治事件中，俄罗斯对萨尔基相的态度十分微妙。俄罗斯官方自始至终没有发表过支持萨尔基相的任何声明。虽然背后运作不得而知，但是从事件的来龙去脉判断，萨尔基相在抗议发生后很快宣布辞职与俄罗斯的态度有关。萨尔基相来自纳卡地区，他过去之所以能够牢牢掌控亚美尼亚政局，与其强化纳卡争端挑起民族主义情绪、收集民意有很大关联，但是当下，由纳卡冲突引起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使纳卡问题变成负资产，不仅俄罗斯有意维持现状并降低纳卡冲突热度，连亚美尼亚国内民众也有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早日融入国际社会、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愿望。

因此，对于未来的亚美尼亚而言，面对日趋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需要在大国之间重新寻求定位，既不因为亲俄罗斯疏离欧美而失去多元化投资，也不因为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而被永久封锁，以此为亚美尼亚营造安全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而这一切，任重道远，充满挑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