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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壮志:中亚安全形势及上合组织的重要作用

发布时间:2018-05-07

中亚安全形势及上合组织的重要作用

内容提要

目前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各国维护安全的能力有所提升,内部冲突得到较为有效的管控,外部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其稳定和安全的最直接挑战来自于相邻的“热点”地区。贫富的两极分化和地区发展的巨大差异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失衡,如果加上极端主义泛滥和贪污腐败横行等一些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可以断定,未来中亚国家面临的安全危机主要来自于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员后的上合组织不会改变以中亚为多边合作重点区域的基本定位,在安全领域仍将坚持原有的合作理念、原则和具体方式。中亚地缘安全形势的复杂变化,既有内部不稳定因素的作用,也有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要维护中亚的稳定,上合组织的作用不可替代。上合组织不应该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而应该成为践行新型安全观的重要平台,成为代表区域合作方向的新型机制。应通过上合组织成员国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方面的务实合作,切实打造地区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关键词

中亚地区 安全形势 上合组织 多边合作

作者简介

孙壮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亚国家独立27年来,安全上遇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但整个地区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荡,保持了总体上的和平与稳定,这种趋势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应该说,准确评估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走向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能够影响中亚稳定的因素很多,各国内部累积的矛盾也在不断变化当中,越是长期稳定的国家,越容易积聚巨大的安全风险,出人意料的突发事件可能改变政局走向。

一、对现阶段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基本判断

20世纪90年代相比,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各国维护安全的能力有所提升和内部冲突得到较为有效的管控,外部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其稳定和安全的最直接挑战来自于相邻的“热点”地区。虽然找到了适合自身国情的国家治理模式,但还不是特别成熟。比如垂直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使权力过分集中于总统个人,造成体制的核心比较脆弱。经济转型在中亚国家是不成功的,未能有效解决普遍存在的贫困和失业问题,成为新的不安定因素。贫富两极分化和地区发展的巨大差异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失衡。如果加上极端主义的泛滥和贪污腐败的横行,可以断定,未来引发中亚国家安全危机的,主要来自于非传统安全领域,来自于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

(一)安全领域的积极因素

中亚国家在国家治理和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都提出了“稳定优先”的原则,避免采取激进的措施,能注意到照顾弱势群体利益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不断强化自身的执法能力和军事安全体制,提高对社会领域的控制能力。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也保证了能够及时回应内部的各种安全威胁,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小国也逐步走出了以往的困境。

第一,加强军队和强力部门建设,作为维护安全的中坚力量。独立伊始,中亚国家就成立国防部和自己的武装力量,设立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保留了苏联时期的内务部和内卫部队,作为维护社会治安、保卫重要目标、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力量,与军队、警察密切配合,共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任。

第二,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争取大国援助,营造较好的外部环境。在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中亚五国强调以下基本原则:1.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来保障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边界稳定 ;2.坚持足够防御原则,使武装力量和装备水平与实际存在的军事威胁相适应;3.按照国际法准则和法治国家的要求维护国家安全;4.通过平衡各大国的力量来保护自身安全,土库曼斯坦则通过永久积极中立政策来达到上述目标。从出台的国家安全构想和国防政策来看,中亚国家均强调以多种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三,中亚五国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比较适应地区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保持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都把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置于重要位置,反对用战争或以武力相威胁以达到政治、经济和其他目的;表示不拥有、不生产、不扩散核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和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强调支持在军事领域加强彼此信任、裁减军队和军备的各种措施和努力;认为内部的政治和睦及经济发展是国家安全的可靠基础,强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第四,打击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努力切断境外势力向内部渗透的渠道。中亚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重灾区,伊斯兰极端思想在费尔干纳等人口稠密地区蔓延迅速。中亚国家较早认识到极端主义的危害,制定严格的法律,并采取一系列较为有效的措施,限制极端主义组织在国内活动的空间。

中亚国家普遍重视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加大对外安全政策的协调力度,积极争取物资和装备援助,提升自身的防御水平和能力。同时也广泛参与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求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中亚国家还倡议成立“中亚无核区”,并得到联合国大会的认可。20069月中亚五国缔结《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2009年正式生效,是北半球建立的第一个无核区。

(二)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

在传统安全领域,中亚国家当前没有外部军事入侵的现实威胁,未来一个时期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动荡,更不会出现类似于西亚北非多个国家先后局势失控的连锁反应,总体安全形势是可控的。地区内部可能出现破坏国家稳定的问题包括 :一是政治动乱,政治斗争升级。不同利益集团、地域集团、部族(家族)势力争权夺利导致的危机或动乱。二是社会冲突(包括民族、宗教矛盾)。一些社会群体不满情绪爆发,极端主义泛滥,针对政权或其他社会群体的暴力活动升级。三是边界争端。与边界划分、边境管控有关的安全问题,可能导致中亚国家间关系的恶化,目前问题主要存在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地区。

非传统安全领域情况非常复杂,既有暴恐问题、毒品犯罪,也有粮食短缺、生态恶化、传染病流行等问题。中亚国家经济发展与资源分布极端不平衡,各自面临不同的难题,而且很多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有内外勾连的特点,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只能依靠加强国际合作,强化内部防范。地区情况的差异,往往又使一些问题在某个特定区域容易集中爆发,从而使看似简单的事件酿成严重的后果。

在社会政治领域,伴随着中亚国家新一轮权力交接,不同政治集团和政治势力的斗争有可能趋于白热化,在无法保持旧有平衡的情况下,为掌控政权可能爆发激烈冲突。而有的国家如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总统试图终身执政,并且开始为权力世袭做准备,也引起其他精英的强烈不满,存在爆发“颜色革命”的现实风险。

必须注意的是,即使是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动乱或冲突,其发生的时间节点和趋势走向也是很难把握及预测的,这是由中亚地区特殊的地缘状况和国情决定的。由于自身国防力量有限,并不是每个中亚国家都能自主决定本国的命运,有时外部力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这种特点在当前表现得更为明显,外部环境持续恶化使中亚国家面临的安全压力不断增大。

中亚国家的专家认为,中亚目前主要面临五种威胁: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信徒增多,可能出现伊斯兰政治化并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二是联军撤离阿富汗后,中亚南部边界将成为中亚国家安全威胁的策源地;三是毒品走私威胁加剧,西方国家将毒品用作反对其他一些国家的武器;四是中亚国家经济转向依赖资源出口;五是贫穷加剧社会内部矛盾。据此,中亚地区可能出现四种发展走势:保守式渐进,地区分裂,欧亚联盟,伊斯兰哈里发政权。据预测,尽管中亚当前局势稳定,但未来中期发生重大地缘政治、政治及社会转折的可能性非常大。

(三)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具体来说,有几个主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短期内将很难完全消除,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一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问题。中亚穆斯林人口众多,有浓厚的宗教传统和较多的伊斯兰教派,其中不乏一些具有极端思想的宗教组织。由于中亚与西亚等伊斯兰极端主义根深蒂固的地区有密切的人文联系,给境外极端组织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曾有数千名来自中亚的极端分子辗转到西亚参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所谓“圣战”。另外,农村地区经济落后,世俗教育处于萎缩状态,大量贫困人口以及失业、失学问题的普遍存在,为极端主义的扩散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二是毒品走私及跨国犯罪问题。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和输出国,目前阿国内战乱仍未平息,难以有效抑制制毒贩毒活动。中亚又是阿富汗毒品运往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加上中亚南部山区也有毒品种植,打击毒品走私的任务非常艰巨。与阿富汗接壤的塔吉克斯坦等国相对薄弱的边境守卫和普遍存在的贪污受贿问题,为跨国毒品走私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是生态安全与核污染的问题。中亚地区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咸海的消失给地区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不仅影响了当地的气候和渔业生产,而且给周边数千万居民的健康造成直接伤害。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里海岸边曾经是核试验场,遗弃和掩埋了大量核废料,长时间疏于管理和自然的侵蚀,让放射物质污染了水源和空气,同样给居民的生命带来威胁。中亚地区的大规模资源开发又带来新的环境问题,而这方面的治理还没有真正提上日程。

四是由资源争夺引发的安全问题。中亚国家自然条件复杂,水资源分布很不平衡,粮食种植对灌溉的要求很高。苏联时期修建的水利设施和用水的补偿机制都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上游国家缺少能源,有开发水力资源的冲动和需求;下游国家则担心上游过度截水带来本国农业歉收甚至环保问题,因此坚决反对上游建设大型电站。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围绕罗贡水电站的修建问题互不相让,影响了国家关系和地区局势的稳定。

五是经济安全问题愈益凸显。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对中亚金融体制相对开放的哈萨克斯坦等国造成的打击是灾难性的,但相对而言,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对中亚国家的冲击更大。乌克兰危机后由于西方的多番制裁,俄罗斯的重要经济领域受到重创,能源、金融、军工部门尤甚。在经济上对俄罗斯存在较强依赖性的中亚国家已经感受到了经济变冷的阵阵寒意。伴随着卢布的大幅贬值,多数中亚国家的货币汇率也被迫做出调整,外汇储备捉襟见肘。

二、中亚地缘安全格局的变化及其特征

中亚地区是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是不同文化“交汇碰撞”的“交叉口”,是全球大国和地区强国力量博弈的“角斗场”。冷战以后,中亚的国际格局日益多元化,日趋不稳定,各种多边机制、跨国合作在不同大国的主导下激烈竞争,相互针对,甚至演变为军事领域的竞争,给中亚国家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旋涡”和“陷阱”。

(一)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对抗色彩愈益浓厚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性和地区性大国在中亚的竞争已经由以经济领域为主扩大到军事政治领域,对地区的稳定更加不利;地缘政治竞争,反过来又促使这些大国出台更加明确的政策,除继续注重经济利益,对本国的军事安全利益,包括意识形态渗透也越来越重视。

俄罗斯在中亚的政策转为积极主动进攻,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进欧亚经济联盟,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就继续使用两国军事基地达成协议,利用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加大对乌的政治影响力。作为俄罗斯的老对手,美国也无意“退出”中亚,虽然关闭了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但表示要把从阿富汗撤出的部分军事装备“赠送”给中亚国家,还拨款1.7亿美元帮助中亚国家保障边界安全,打击毒品、恐怖主义。美国于20168月邀请中亚五国外长访问华盛顿,正式启动美国与中亚国家的“C5+1”外长级会晤机制。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不会改变利用中亚牵制中国、俄罗斯、伊朗的意图和地区战略目标。

欧盟2007年就出台了“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细化与每个中亚国家的合作,涵盖安全领域的合作;印度也积极向中亚推进,谋求在中亚的经济乃至军事存在;土耳其借文化和地缘优势谋求扩大传统影响,借助双边和多边渠道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日本建立与中亚的外长级会晤机制,甚至试图“说服”中亚国家反对中国。中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出现了美俄竞争延续,同时更趋多元的复杂格局。

(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呈现不平衡的特征

近几年,中亚国家更加关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由于政府加强了管控,极端势力与境外的联系大都被切断,出现本土化、分散化的新趋势。不过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和对外交流的便利,增加了解决国际化的恐怖主义问题的难度。中亚甚至成为国际恐怖主义链条中的重要一环,2017年发生在圣彼得堡、斯德哥尔摩、纽约等地的恐怖袭击事件都与来自中亚的移民有关。宗教极端组织对中亚政局的影响,从外部来说是直接的安全威胁,从内部来说由于其还不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影响有限。

1.传统恐怖势力的分化

曾经令中亚国家头疼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乌伊运”)已经不是统一的力量,有消息说20158月“乌伊运”宣布解散并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事实上“乌伊运”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乌兹别克人组织。虽然其创始人来自费尔干纳谷地,但该组织成立于阿富汗,更多是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活动。在“乌伊运”的宣传网站上可以看到,他们甚至提出真正的穆斯林应该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构建一个“真正的、纯洁的乌兹别克斯坦”,再将其扩大到整个中亚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还有一个说法是“乌伊运”已更名为“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2011年和2012年在塔吉克斯坦巴达赫尚山区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就是由该组织及其盟友领导的,但这种说法未被印证。可以肯定的是,“乌伊运”的资金来源和成员来源都在减少,2012年北约联军在阿富汗实施了30次针对“乌伊运”的军事打击行动,范围涉及巴达赫尚、巴格兰等阿富汗的8个省份,抓获多名“乌伊运”领导人。中亚各国抓获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以“伊斯兰解放党”的成员最多。伊斯兰解放党在吉尔吉斯斯坦非常活跃,活动范围不限于南部,还在向北部扩充。伊斯兰解放党的政治意图日益明显,常常对外阐明和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其高层成员甚至能对执政当局施加某些影响。在20135月库姆托尔金矿抗议事件中,伊斯兰解放党就参与其中,煽动群众。

2.极端组织受境外鼓动呈现“内生”的趋势

20102011年在比什凯克制造一系列袭击事件的“公正统治军”就是当地的恐怖组织。封闭的土库曼斯坦也出现了宗教极端主义活动。本土极端组织的出现,往往与境外的极端思想宣传有直接关系,加上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致使地区内部极端主义思潮涌动、社会矛盾激化。过去平静的哈萨克斯坦近年也连续发生恐怖事件,来自境外的恐怖组织“哈里发战士”发展迅速,据说在哈国拥有5000多名追随者。其领导人之一卡尔萨拉乌伊是瑞士籍的突尼斯人,曾任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北瓦济里斯坦的领导人之一。20112012年,哈萨克斯坦情报机关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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