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系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中亚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历史悠久,文化璀璨,世界各大文明在此交融荟萃。因独特的地缘战略特点及自然资源禀赋,中亚在最近一两百年更成为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的焦点。这些历史、地理和地缘政治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中亚地区民族众多,语言生态复杂多变,易受外部势力影响。

强化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

独立后的中亚各国,主体民族语言意识上升,将本国主体民族语言从苏联时期的少数民族语言提升到国语地位,并有意推动本民族文字拉丁化改革,缩小俄语使用范围,从语言和文字两个方面切断与俄语的联系。国语本土化、去俄语化和文字拉丁化是观察近期中亚各国语言使用生态和语言政策走向的主要维度。同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多民族特点,中亚各国语言政策和语言使用呈现多元性、多变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这种变化是中亚诸国为适应本国政局变化而对语言政策做出的调整,因此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影响复杂、深远而难以预知。

各国语言政策的变化强化了中亚诸国主体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这也是各国制定语言政策的最重要考量。独立后,中亚各国的首要要务就是树立独立国家的形象,以此来凝聚人心,增强国家向心力,争取国民对新政权的拥护。将主体民族语言提升为本国的官方语言,将西里尔字母改变为拉丁文字母,在语言和文字两个方面同时实施“去俄语化”政策,成为中亚国家在制定宪法和国家语言政策方面不约而同的选择。

如果仅从这个维度来评估独立后20余年中亚各国语言政策的实施效果,很显然已基本达到了这些政策设计的初衷。各国主体民族语言在法律上和教育上的地位显著提升,各国语言政策在国家建构和树立独立国家形象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国的主体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意识都得到了显著强化,主体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凝聚力也在显著增强。而俄语在中亚各国法律上的地位不断被弱化,俄语学习者的数量和俄语使用人口都在持续下降。

影响中亚学校教育质量

任何一个语言政策的实施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将对一个国家语言生活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中亚各国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对本国语言政策采取激进而强硬的“休克疗法”,力图从根本上斩断俄罗斯语言文字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对本国人民语言生活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引起短时期的“阵痛”。

一是各国主体民族语言地位显著提升,造成了中亚各国各民族语言之间新的不平等,成为各民族矛盾激化的诱因之一。苏联解体后各国所实行的以主体民族语言为国语的语言政策,使五种主体民族的语言处于特殊的地位。这限制了中亚地区其他46种非主体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导致了新的语言不平等的现象。首先,这种不平等表现在主体民族语言和俄罗斯语之间。中亚地区俄罗斯人的地位下降,俄语环境恶化,致使俄罗斯人与中亚国家主体民族发生激烈冲突,有些甚至演变为流血事件。其次,中亚其他非主体民族关系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如哈萨克斯坦东部楚河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地区的乌兹别克族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的塔吉克族人等。这种非主体民族大聚居的基本格局构成中亚各国主体民族政体和民族关系的隐患,而各国语言法的出台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

二是变化无常的文字书写系统造成中亚各国文化传承的混乱和断层。中亚各民族虽然有其独特的语言,却始终没有创制出属于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因此需要借用其他文字系统。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沙俄和苏联都在中亚地区强力推进俄语化进程。1926年3月在巴库举行的第一次全苏突厥学代表大会决定,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中亚开始了民族文字的改革工作。中亚各国标准书面语采用了拉丁化的民族文字。在全苏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的情况下,中亚民族文字由斯拉夫字母代替拉丁字母。截至1940年,中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民族语言完成了由西里尔字母代替拉丁字母的进程。

可以说,在过去的100年里,基于西里尔字母的各民族文字在普及教育、培育精英阶层以及传承本民族文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该地区有些民族的形成都是处在俄语语言环境中的,与西里尔文字密切相关。鉴于这种在历史文化上与西里尔文字的不可割舍的关系,中亚推行的去俄语化、拉丁化文字语言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说,会导致以西里尔文字记录的本民族文化的断层。

三是由于俄语环境恶化而引起的精英人才大规模外流。俄语在苏联解体以前曾是中亚各国的官方语言,精通俄语既是民众通过求职升迁的工具和媒介,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的身份标志。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国家独立后上升的民族主义使俄罗斯等民族的地位下降,俄语环境不断恶化,使俄罗斯和其他俄语居民感到强烈的民族文化不适应,以俄罗斯人为代表的欧洲民族爆发了移民潮。因为不懂各国“国语”,俄罗斯人在中亚地区的职业前景黯淡,子女教育得不到保障,从而引发以俄罗斯为主要迁徙地的大规模移民潮,严重影响中亚国家劳动力资源的发展质量，造成社会生产各部门专业技术人才的短缺,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及政府管理等领域造成不利影响。

四是导致短时期教育质量下滑。苏联时期,中亚国家实行的俄语与本族语共存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俄语化”的双语化政策,俄语和本族语被赋予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提出,民族语言主要被定位于保护、传承和发展当地及本民族文化,使用范围受到限制;而俄语则是用于记载和诠释马列经典、政治、经济、文学、军事、工业、科技、教育、传媒等公共领域里唯一的语言,主要承担强势语言和通用语言的功能,被赋予高于其他民族语言的至尊地位。

在这一政策执行的数十年里,本族语和俄语这种社会功能分化在中亚各国语言生活中不断固化和强化,乃至于独立后开始实施去俄语化政策时,中亚各主体民族语言缺乏系统的科技和学术话语方式、完备丰富的规范词汇和标准术语系统表达科技、学术、教育等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与进步。同时,民族语言的师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填补去俄语化运动造成的巨大的人才缺口,用本民族语言编写的教材也与长期使用的俄语教材在质量上无法相比。从而导致以民族语言授课的学校教育质量大幅度降低,迫使更多家长把孩子重新送入俄语学校。

总之,苏联解体后20多年,中亚各国通过调整语言政策,成功提升了主体民族语言的地位,并借此来建构国家、树立独立国家形象、凝聚民心、促进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俄语的地位在这种民族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呈下降趋势。但是,中亚各国“去俄语化”语言政策实施的道路并不平坦,在可预见的将来,俄罗斯语仍将在中亚各国被广泛使用,这是中亚各国语言从居强势地位的俄罗斯语中独立出来必须经历的“阵痛”。但从总体来看,去俄语化和主体民族语言国语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