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罗伯特·卡普兰的预言说起

近年来，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学术界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不断深入，各国学者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其中，对于中国和俄罗斯学界最具挑战性的观点来自美国的地缘政治专家、著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此君几乎全然不顾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坚持以历史和地理的眼光研判变化中的世界局势，被认为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也是多部地缘政治畅销书的作者。其最新的代表作《即将到来的地缘政治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缘宿命的抗争》早已经被译成中文出版。这本书英文版的原名就是“地理的报复”(The Revenge of Geography)[1]有人对他的观点欣赏有加，有人则认为他顽固不化。但随着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的“停滞”，民族、部族、种族和宗教(教派)冲突的加剧，俄美之间和中美之间竞争和对抗的此起彼伏，卡普兰的观点赢得了更多的关注。

罗伯特·卡普兰2016年初发表在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的文章《即将到来的欧亚无政府状态：中国和俄罗斯趋弱的危险》，直接把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预判成欧亚动乱的原因。他认为，中俄两国近年来都陷入了经济困境，并且都会因此而采取更富进攻性的对外政策。而中亚各国早在苏联时期就开始担任领导人的统治者正在逐渐老去，新老更替迫在眉睫，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形势难以保证政权的和平过渡，中亚“阿拉伯之春”的时机正在趋于成熟。而随着中俄经济引擎放缓，中俄维护中亚局势稳定的能力也在下降，中亚动乱，进而整个欧亚大动乱的局面即将来临。[2]

不可否认，卡普兰的观点有貌似合理之处。俄罗斯经济由于世界能源市场的萎缩而遭遇严重打击，西方国家因“乌克兰危机”而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更使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但在普京总统强有力的领导下，俄罗斯一直在顽强地抵御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不仅维护了国内秩序的稳定，而且还能够在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迫使美国在“制裁”俄罗斯的同时还要寻求与其在解决叙利亚危机上的合作，迫使日本不顾美国的劝告，主动地寻求与俄罗斯的“和解”。普京向世界证明，虽然俄罗斯经济遭遇严重打击，但依然是当今世界局势日趋纷乱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角色，影响力不降反升。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强势介入，没有俄罗斯“纠合”的俄、土、伊三方合作，叙利亚冲突各方可能会陷入更为混乱的相互厮杀之中。在中东地区战乱不已，欧洲力量急剧衰退，美国社会被大选“撕裂”的形势下，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更为明显地凸显出来。当然，中亚地区局势没有因为俄罗斯的局势而发生变化。

中国的形势更与卡普兰先生的预言相差万里。中国经济与俄罗斯经济不同。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在经历了三十余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转型期，而中国经济的转型又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转型紧密相连。可以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磨合期。但由于庞大的市场容量和已经积累起来的投资能力和制造业水平，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出现“停滞”的情况下，中国提议建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BRICS Development Bank)、“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施行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领导人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提出来的一系列全球治理倡议，都为这个纷乱的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可以说中国是唯一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停滞”，贸易保护主义大有卷土重来之势的情况下，依然在全球治理的方面不断提出新思想和采取新举措的世界大国。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日趋密切，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正在磨合中对接。“一带一盟”正在成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协作”的重要内容，也必将给中亚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变化。

实际上，多数学者关于欧亚局势的研判都比卡普兰先生乐观。中国台湾学者朱云汉认为，世界秩序正在经历四个趋势的演进：单极体系衰落，第三波民主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西方中心的世界日益没落。“人类社会在进入21世纪之际，全球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格局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秩序与结构重组。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坐标迅速消失的时代，也是我们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出现转折的时代。这是四重历史趋势中最根本层次的结构变化，也是一个300年长期历史趋势的反转。”[3]

卡普兰先生对欧亚局势的研判显然是受到了布热津斯基“黑洞”说的影响。布热津斯基20年前在其风靡一时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对世界局势的研判是这样的：美国是首屈一指、至高无上的全球性大国，欧洲是民主的桥头堡，而苏联解体“在欧亚大陆正中心造成了一个‘黑洞’。就如同地缘政治学家所描述的‘心脏地带’突然从地图上被挖走了一样。”[4]布热津斯基认为俄罗斯的强大和孱弱都对美国不利，同时认为“俄罗斯唯一真正的地缘政治选择，亦即能使其发挥符合实际的国际作用和能使俄国得到改造自身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机会的选择就是欧洲。”“美国的政策是避免使俄罗斯偏离其所需要的地缘政治选择。”[4]他还认为“俄罗斯同欧洲靠拢的速度越快，欧亚大陆的黑洞就越早由一个现代化和民主的社会填补。实际上，对俄国来说，这一个抉择的两难困境已不再是做出地缘政治选择的问题，而是面对自己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问题。”[4]很显然，布热津斯基低估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恢复能力，更没有预见到欧洲和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变化。北约的持续东扩让俄罗斯从“融入”西方的梦中惊醒，大国的野心也很难让俄罗斯按照欧洲的标准改造自己，充当西方的“学生”。也就是在布热津斯基撰写《大棋局》的时候，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开始恶化了。

进入了21世纪之后，“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化”使美国再次深陷泥潭，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的“折磨”，以及中东、欧洲和东亚局势的变化，已使布热津斯基失去了他1997年撰写《大棋局》时候的自信。他在2004年出版的《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对新的全球混乱和美国的霸权地位忧心忡忡，提出了美国是坚持“主导”还是“领导”的问题。2008年，在他和一位共和党人、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兰特·思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一起接受戴维·伊格纳休斯采访的时候，明确提出“全球政治觉醒”、全球力量东移和全球问题的出现所构成的新的挑战。从此，“政治觉醒”成为布热津斯基判定世界局势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这种“政治觉醒”，包括中东地区原教旨主义的泛滥，也包括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5]2012年，布热津斯基推出了他的新作《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这个时候他已经放弃了对美国至高无上、首屈一指地位的判定，而开始探讨美国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他指出“西方衰落了”，并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欧亚大陆完成了一次漂移”，而美国已经“浪费了20年的时间”。他认为“欧洲在政治上变得不是更统一，而是更不统一。另一方面，土耳其和俄罗斯依然滞留在西方社会的边缘，前途未卜。在东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增强了，这个已经深受历史性的敌意折磨的地区产生了一份新的焦虑。”[6]布热津斯基的建议是能够构建一个“更广大和更具活力的西方”和一个“既稳定又协作的东方”。这就是他不再期待俄罗斯按照欧洲的标准改造自己，而是竭力主张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合作共同应对中东困局的思想根源。他建议美国应该建立起一个从里斯本到海参崴扩大了的西方，其中包括把土耳其和俄罗斯也“培养”成新西方的成员。同时告诫美国人，“美国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不直接介入亚洲对立大国间的冲突。”[6]时过境迁，从1997年到现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特别是中俄关系的历史性演进，超出了布热津斯基的预判，推动了一种新的欧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这就是中俄关系进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成为左右欧亚战略格局的重要力量。

二、中俄关系的历史超越

2015年以来，中俄两国举行了一系列活动，隆重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尽管西方领导人没有参加这些活动，但中俄两国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提醒这个世界，中俄两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中俄两国有理由坚决维护来之不易的战后国际秩序。中俄关系演进到今天，更是具备了新的世界意义。实际上，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乃至6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都对苏联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并愿意把现在的俄罗斯臆想为苏联的化身。大批奔赴俄罗斯参加“红色旅游”的游客，多为这些年代出生的中老年人。俄罗斯学者在中俄联合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中不断强调当年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帮助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感人事迹和巨大贡献，让年青一代的中国人对今日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背景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中俄两国人民在世界秩序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刻，曾经是并肩战斗的战友！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冷战后中俄关系的演进已经超越了过往的历史基础，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之上。中俄两国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不断深化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让欧亚变局向着更为有利于中俄两国的方向发展。

首先，经过最近二十多年来的探索与发展，中俄关系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如果我们将中俄关系放在一个更为深远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我们也会发现，中俄关系是在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演进，包括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曲折之后，刚刚开始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中俄关系的演进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尽管中俄两国大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有所不同，但两国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这为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三，在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形势面前，两国在国际舞台上都面临着来自美国和西方的诸多压力，也因此在面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时候，两国容易形成共同的观点，采取共同的立场；第四，俄罗斯国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中国是第一的世界人口大国，并且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开始融入世界市场，形成了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两国在经济上优势互补，助推了两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第五，两国成功地解决了边界争端，从而消除了双边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隐患，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铺平了道路；第六，两国在地区安全上的积极合作，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秩序提供了一种制度性的机制，并逐渐与更为广泛的区域和更多的国家联系起来，避免了“黑洞”的产生，等等。实际上，冷战后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以及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改变了冷战之后的世界力量对比和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推动了布热津斯基所说的美国“至高无上、首屈一指”地位的滑落，构成了朱云汉所说的“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特朗普冲击”与中俄关系

当然，中俄关系也依然面临艰巨的挑战。这些挑战时刻考验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韧性，同时也提醒着中俄两国领导人在把握中俄关系定位的时候不能犯战略性的错误。在这种种挑战之中，中俄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特朗普冲击”。

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逆袭”成功，击败选前被世界普遍看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当选为美国总统，让全世界大跌眼镜。但是，世界各国也不得不开始认真对待这位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大选期间经常“信口雌黄”的“疯子”总统。他宣称自己代表的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遭受损失的美国平民百姓，但当选之后提名的内阁成员都是身价几十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商界精英。他宣称“美国至上”，要求世界各地的美国盟国承担更多安全上的责任和义务，但提名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防部长等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大都是来自军方的“鹰派”，对奥巴马总统的中东政策公开持批评态度。他还没有正式就任总统，就已经“先声夺人”，与奥巴马政府唱“对台戏”，甚至公开表示上任第一天就要否决TPP，把美国引导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至于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现在还不清楚。根据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推测，特朗普当选是世界秩序的分水岭。“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美国对世界各地的人们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征。”[7]实际上，特朗普当选及其之后的一系列“横冲直撞”，已经给世界经济和政治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促使各国重新思考其对美国的关系。我们姑且把这样一种现象称之为“特朗普冲击”。

无疑，中俄关系肯定也会受到“特朗普冲击”的影响，这也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必然面对的挑战。实际上，中俄两国都承认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都积极争取与美国的合作，但近年来俄美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对抗性因素都在上升。可以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中俄两国抵御美国和西方压力的需要。但是，一直与普京总统“惺惺相惜”的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无疑给中俄关系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变数和挑战。美俄关系的改善，甚至构建一种特朗普心目中的“新型大国关系”，似将成为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战略上的优先选择，而中美关系倒有可能出现倒退，进入一个新的困难期。

第一，对俄罗斯的“制裁”得不偿失，美俄关系面临一个新的“拐点”。俄罗斯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急剧恶化，源自2013年“乌克兰危机”。现在来看，俄罗斯改变乌克兰领土现状，“夺回”克里米亚半岛的现实，西方国家不可能动用武力改变过来，而对俄罗斯进行的经济制裁也达不到预期目的。俄罗斯在“夺回”克里米亚之后，又乘中东乱局加剧，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无暇他顾之机，强势介入叙利亚战局，并且赢得了主动，迫使美国和深受中东战乱危害的欧洲国家，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在解决叙利亚危机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势力方面，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尽管普京在许多西方政治家和公众眼里“十恶不赦”，但特朗普却非常钦佩普京总统的能力和魄力，并把与普京总统有二十多年交往经验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提名为新一届美国政府国务卿的候选人，无疑就是为了搭建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

第二，与奥巴马总统和其他西方国家那些高举“自由、民主和人权”旗帜的领导人不同，特朗普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者”。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听到特朗普就美国的立国理念和西方价值观进行过系统的表述。这在美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朗普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商人”，并倾向以“做生意”的方式追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为此他可能与任何“他者”做交易，讨价还价。这就排除了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改变对抗状态，搭建伙伴关系的障碍。基辛格曾公开呼吁给特朗普以时间，让他把他的世界观表达出来。可以肯定，特朗普也会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就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努力唱出一些“高调”，但在成为美国总统之前特朗普从未扮演过美国或西方价值观“卫道士”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作为美国总统是“不够格”的。同时也预示着他所领导的美国可能打乱与盟友和对手的关系，实行美国与他国关系的新组合。无疑，这将给西方阵营的整体性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第三，最重要的是，对于特朗普的美国来讲，美俄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在日趋密切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间打入“楔子”，达到“离间”中俄的目的。实际上，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前，特朗普就已经在中俄之间“厚此薄彼”了。在不断与普京“秀恩爱”的同时，特朗普及其团队在中美经贸关系、人民币汇率、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不断“发狠话”，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人们甚至可以设想，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会见的第一位其他国家领导人，有可能就是普京。如果在特朗普的“特朗普冲击”之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出现某种松动，就会逆转近年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地缘政治效果，重新凸显美国作为“欧亚大棋局”“主导者”的优势地位。

特朗普在中俄之间“厚此薄彼”有其“生意人”的精明算计：把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声称中美贸易不公平，中国从美国“偷走了”工作和技术，有利于继续搅动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情绪，让中国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美国社会不满情绪的发泄口，从而增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社会的凝聚力；逼迫中国在贸易、投资和人民币汇率方面做出让步，从中国身上为美国经济发展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也是特朗普已经开始上演的一出戏。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特朗普深知中国现有经济结构对美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严重依赖，所以敢于不断施加高强度的压力，逼迫中国做出让步。尤为重要的是，对比俄罗斯，中国更被视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视为有可能在未来取代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候选人。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都是俄罗斯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工业也正在迎头赶上，成为世界强国乃至超级大国的条件正在成熟起来。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虽然依然能够在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但其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都难以长时期支撑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事实上，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竞争已被许多观察家视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博弈，甚至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结果将决定未来世界的力量格局。不管这种预判是否夸大其词，改善美俄关系，将是美国新任领导人的优先选项，一直对普京总统钦佩有加的特朗普更会如此。

可以想见，中美关系与俄美关系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任何一个国家离间中俄都不会很容易。因为如前所述，中俄关系已经超越了二战和冷战时期的意义，形成了两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两国都已经在这种伙伴关系中获益。这种关系正在改变欧亚大陆的战略格局，是中国或俄罗斯与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关系替代不了的。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俄罗斯在新世纪中选择欧亚国家定位的重要因素”。[8]更何况中俄关系潜力依然很大，特别是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构建整个欧亚大陆核心地区经济纽带方面，双方面临共同的战略机遇。但美国的“切入”会骤然提升俄罗斯的世界地位，在中俄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张力，挑战中俄两国的战略定力。

四、中俄关系的根本挑战

尽管中俄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依然面对许多困难和挑战；尽管“特朗普冲击”有可能影响到中俄关系的发展，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能否巩固和发展下去，还需要中俄两国人民之间更为深入的了解和理解，这样才能使两国领导人的战略远见和政治互信转化为两个社会之间的共识，从而为两国关系奠定更为深厚的民意基础，形成不可逆转的社会取向。

第一，尽管中俄关系正在不断地发展，在世界舞台上配合默契，相互支持，但两国之间“利益”与“角色”的相互认知依然需要不断“调试”。这是中俄关系中一系列问题和波折产生的原因所在。中国近年来的“强势”崛起，中国经济对比俄罗斯经济所具有的显著优势，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领军”意向，既让俄罗斯对身旁这个曾经积贫积弱的“兄弟”刮目相看，也对中国“有所作为”的抱负心存疑虑。中国被视为“崛起”中的世界大国，而俄罗斯则被认为是在“衰落”中勉强支撑，两国之间国际地位的“位移”让俄罗斯有一种特别的不安全感。而中国对俄罗斯与中国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军事力量的支持，也不得不保持警惕。中国希望俄罗斯在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关系的时候不伤害中国利益，这对中俄关系的发展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俄罗斯有专家主张，尽管中国对于俄罗斯日益重要，但莫斯科的全球外交政策仍然立足于和美国以及欧洲的关系上。[9]中国是重要的伙伴，但不应主导莫斯科的思维。俄罗斯不仅与中国，还与日本、韩国、美国和加拿大相邻。[9]

第二，尽管两国人民的交往越来越多，但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理解。许多中国人仍然习惯于把俄罗斯当做苏联的化身，当他们发现同年龄的俄罗斯人竟然不会吟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红莓花儿开》这样的“流行歌曲”时，会感到莫名的惊讶和惆怅。当他们在莫斯科红场发现离列宁墓不远的天使长教堂里存放着那么多代沙皇的棺木时，也颇为惊讶，因为这在治乱循环、王朝更换、近代以来革命频仍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主体，俄罗斯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世界观。虽然这种世界观在俄罗斯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但在依然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却直接和间接地被继承下来。俄罗斯苏联时期的故事，几乎依然是中国人对俄罗斯想象的全部。对于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的历史经历，大部分中国人了解不多，印象不深。两国人民如何在价值观上找到理解和认同的共同点，成为两国关系深入发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三，与前一个问题相联系的是，中俄两国都在寻求新的历史定位和国家认同，这对两国关系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历史上的俄罗斯主要是一个欧洲国家，是一个东正教国家，但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和文艺复兴，使俄罗斯在寻求文明定位的时候经常处于困窘的局面。俄罗斯渴望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但又不为西方所接受。早在19世纪俄罗斯就有人提出了“欧亚主义”的国家定位，但直到21世纪初，俄罗斯的国家定位仍在进行之中。而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远比俄罗斯悠久，是儒家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东亚历史和文化演进的核心。当这个延续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时候，俄罗斯却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强势崛起，成为欧洲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当中国在19世纪中期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沙皇俄国是最为凶残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当中华民族开始觉醒，寻求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时，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又给中国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苏联解体了，苏联的社会主义被认为是“失败”了，但中国依然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摸索、前行。中俄两国人民在对待苏联时期社会主义的认知上有很大的不同。这样一种历史认知上的差距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同。

无疑，中俄两国都处在寻求新的历史定位和国家认同的关键时刻。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正在从一个帝国向民族国家蜕变。[10]而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复兴，正在力图把自己久远的历史与现代国家的塑造协调起来，实现一种文明的升华。中俄人民之间需要更为深入的了解、理解和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俄之间的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就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俄人民之间能有多大程度的相互了解、理解和认同，特别是价值认同，将决定未来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能够走多远，决定中俄两国能否在“特朗普冲击”中保持足够持久的战略定力，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欧亚大陆的国际战略格局。

五、中俄关系与欧亚新棋局

中俄关系的发展与欧亚变局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特别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防止了中亚地区“黑洞”的出现，但欧亚变局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是中东秩序的崩塌。“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在入侵阿富汗，颠覆了塔利班政权之后，又领导西方国家入侵伊拉克，介入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的“阿拉伯之春”，造成了中东一系列国家的混乱和失序，为“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恐怖势力的崛起和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加剧了中东地区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的解体，中东正在陷入一种深不见底的“黑洞”，从而使整个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秩序在中东最先出现崩塌，目前还看不到恢复或重构的前景。美国实际上是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崩塌的始作俑者。美国学界承认美国反恐战争“脱轨”，并反思美国国家陷入战略迷失的原因，但还没有在中东地区秩序的重构上进行深入探索。[11]

第二，欧盟面临其建立以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当欧盟尚未从2008年经济危机打击之下解脱出来的时候，伊拉克战争所释放的中东恐怖势力开始在欧洲肆虐，同时大量战乱国家难民涌向欧洲，英国“临阵逃脱”，欧盟在短时间内遭受多重打击。欧盟这个“民主的桥头堡”既没有能力顾及中东危机，也没有能力追随美国与俄罗斯进行严重的对抗，更不用说在全球化遭遇阻滞的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了。欧亚大陆的稳定和世界秩序的维护在曾经最为巩固的地方出现了“险情”。

第三，美国奥巴马政府在企图从中东乱局中脱身的同时，高调“重返亚太”，推出“亚洲再平衡”战略，借助于中国与邻国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领海争端，携手日本等国，构建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朝核问题”久拖不决，成了美国把“萨德”反导系统引入韩国，威慑中国及俄罗斯的借口，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的紧张局势。可以说，欧亚变局的出现并不像卡普兰所描绘的那样，是由于中俄经济走低，维护中亚稳定能力削弱，中亚各国领导人更迭出现问题，而与美国小布什政府以来反恐战略的失误有直接的关系。

整个来看，随着中国等一批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一个基本的历史趋势是全球力量向东亚的转移。但这种“东移”解决不了中东秩序“崩塌”和欧盟“解体”给世界和平所带来的危险。强调“美国至上”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已经表明美国有些“自顾不暇”了，法国政治的“特朗普化”似乎也迫在眉睫。[12]英国已经决定离开“欧盟”这只遭遇险滩的大船。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唯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欧亚大陆困局的化解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唯有中国“一带一路”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为布热津斯基所说的“政治觉醒”所带来问题的解决展现了一种比较现实的前景。这或许也是美国学界已经有人提出美国应该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采取开放态度的重要原因。加仑·卢夫特(Gal Luft)认为，美国不应该让对大国竞争的关注分散其对资金不足给全球繁荣带来的挑战。对于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美国应该采取更为开放的姿态。中美两国应建立双边论坛讨论共同经济发展议程，创造一个美国能发挥其力量的角色，[13]特朗普“逆袭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从正面的意义上讲也为美国的战略调整创造了机会。美国政府能否“改弦更张”，怎样“改弦更张”，不仅在于美国领导人是否再犯战略“误判”的错误，还在于中俄两国能否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否能够长时期地在一个高水准上运行，共同“驯服”特朗普美国的“横冲直撞”。中俄战略合作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二战、冷战和冷战后的中俄关系的水平，有了示范新型大国关系、推动欧亚变局向更为稳定的方向发展和构建新世界秩序的意义。中俄两国没有理由不继续努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论述说，“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14]现在或许就是中美俄共同寻找一种这样的“秩序观”的时候了。中俄关系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让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的构想破产了。布热津斯基最担心的是欧亚大陆的中心或边缘地带出现一个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让美国失去主导或左右欧亚大陆局势的能力。现在这种情形正在发生。中俄关系的发展大大削弱了美国左右欧亚大陆的能力，并且迫使美国放弃与俄罗斯和中国相对抗的立场，以在愈加复杂的世界局势中寻求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一种新的“大棋局”正在展开。在这个新的“大棋局”里，美国也是“棋手”，不得不屈尊来与中国和俄罗斯“对弈”。这个“大棋局”已经不再是美国独有的“棋局”，而是美国不得不和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共有的“大棋局”。中俄关系和欧亚变局正在开始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新的时期。而对“特朗普冲击”可能搅乱的世界局势，中俄关系更应发挥世界和平稳定“压舱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