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4日-26日，由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兴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转轨经济专业委员会以及《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主办的“后危机时期的俄罗斯经济：结构改革与发展前景”学术会议在沈阳召开。

会议开幕式由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洪钟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新兴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军梅教授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李永全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研究员、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程伟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李建民研究员分别为本次会议作了主旨发言。会议一共分为三个分议题，“俄罗斯应对西方经济制裁的战略及其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及其前景”和“俄罗斯的对外经济关系及中俄合作”。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黑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延边大学、河北大学等多所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辽宁大学数十名师生参加会议。

 

 

一、俄罗斯应对西方经济制裁的战略及其影响

 

围绕西方经济制裁及其影响这一议题，会议共安排了4位学者发言。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程伟教授以“普京政权发展利益的方向已见端倪”为题阐述了他的看法。首先，程伟教授认为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中的强势外交使后苏联空间不大可能再度出现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但同时本国经济转型的外部环境极度恶化。如果普京蝉联总统，俄未来势必是在监视安全利益状态的同时大力提升发展利益，而美俄关系“斗而不破”将使普京政权综合把脉内政外交、重点关注发展利益成为可能。其次，程伟教授进一步阐释了普京政权发展利益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与增长。他认为控制通胀对当下俄罗斯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且已取得积极进展并带来诸多正面的连锁反应，而在俄经济增长方面他的看法是喜忧参半，需跟踪观察。最后，程伟教授进一步分析了现阶段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逻辑，他认为创新经济增长取决于经济结构调整，而经济结构调整又取决于以重构国家管理体系为重要内容的制度改进，即重构国家管理体系对俄罗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改善政权机关与企业界关系正在成为普京治下俄罗斯国家管理体系重构的重头戏。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曲文轶教授的论文对于西方制裁及其对于俄罗斯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她指出，克里米亚入俄以及西方对俄制裁三年来，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发生了诸多变化。为应对制裁冲击，普京政府进行了全方位应对，重点是强化信息引导和政治控制、以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来扶植国内生产、将资源向强力部门和弱势群体倾斜，并借助新兴市场突围资金和技术封锁。迄今为止普京的应对成效显著，不仅维持了外部高压和经济危机条件下的社会稳定，而且使俄罗斯经济向多元化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另一方面，对抗也使居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并带来深远的体制影响。国家越来越多地发挥监控与动员发展的职能，进而抑制了私人部门的主创性并推动体制向集中化方向演进。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地缘经济现实，转向东方和亚太既是俄罗斯国家发展长期战略，同时也是天下大势所趋。中国在开展对俄合作中无疑拥有了更多空间。

复旦大学新兴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军梅教授的发言则聚焦于欧美制裁对俄罗斯银行业的影响。刘军梅教授认为对银行系统的制裁行动已经成为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重要方面，此次针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手段上是层层递进的，欧美制裁对俄罗斯银行体系的影响是绝对负面的，直接造成了银行融资成本增加、利率上涨、贷款违约率增加、新增贷款规模下降等现象，而造成这些后果的作用因素主要有两个，即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和外部融资渠道的封锁。俄罗斯的银行业在遭受金融制裁后，其央行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包括开拓新的融资渠道、提高基准利率、对银行进行注资和贴息、加强监管。从成效上来看，在经历了近两年的经济衰退后，俄罗斯经济开始缓慢复苏，银行业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迹象，但贷款的动力仍然低迷，这是由于经济形势疲弱、货币政策适度紧缩、债务负担水平高、以及不断适应外贸恶化所造成的冲击等因素所导致的。着眼于未来，俄罗斯政府确立了积累黄金、发展新技术支撑的支付系统（比如区块链技术、比特币等）等战略目标，以期摆脱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削弱美元主导的地位。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郭广珍副教授提交的论文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以及与中国的合作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应用博弈论方法从理论上推演了“美国背景下的中俄经济与军事合作策略”。郭广珍认为，从理论上看中俄两国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种，即全面合作、同时行动和先后行动，这对应于合谋、同时博弈和动态博弈三个模型。而在在长期分析中，中俄博弈就不可以忽略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在假设了美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两个方面都超越中俄两国的前提下，他在美中俄三方博弈模型中分析了中俄三种合作策略。在给出中俄三种合作策略的支付函数后，他对不同博弈结果的均衡条件进行了求解。

 

二、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及其前景

 

俄罗斯的经济结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这一议题得到与会者的广泛关注。共有3位聚焦于结构问题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李永全研究员作了题为“俄罗斯结构改革与利益集团的博弈”的发言，他认为虽然苏联解体已经很长时间，但俄罗斯经济问题和苏联时期相比，传统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并没有解决，如能源和军工产业过大，能源工业占比大易受价格影响，军工综合体造成众多单一企业城市，造成俄罗斯经济结构未有明显进展的原因是利益集团的存在。李永全指出，俄罗斯的结构改革是很难的，但是结构稳定国家就稳定，具有双重意义，不完全是负面的；由于俄罗斯经济结构是垄断性的，所以我们所期望的中俄的中小企业大规模合作、地方合作是很难的；学术界除研究俄罗斯经济本身外，也要加大对这种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利益集团研究，这有利于我们做出应用对策。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研究员从经济结构角度分析了俄罗斯经济前景，他认为俄罗斯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其经济前景也主要取决于今后经济结构在多大程度得到调整。对于俄今后经济结构调整趋势问题，首先陆南泉研究员指出尽管俄罗斯经济结构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改善的趋势，但是俄向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方面仍未得到实质性进展，相当一个时期内难以改变原材料密集型产业的重要地位。总之，俄罗斯经济虽已走出危机，但在相当长时期处于结构性停滞期，这期间经济处于低速增长，并也不能完全排除出现负增长的可能。应该说，当今与今后一个时期，俄罗斯经济形势是严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徐坡岭研究员讨论了俄罗斯经济结构的基本内涵、理论指向及其意义。结合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他认为从财富构成、财富创造和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关系看，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则呈现出资本结构、财富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制度结构之间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俄罗斯经济中表现出的国家富有又贫穷、社会现代又传统、技术先进又落后等矛盾正是由俄罗斯的财富结构和产出结构决定的。

两位学者的论文具体探讨了创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李建民研究员提交论文的题目为“俄罗斯创新发展与中俄在创新发展领域的合作”。为准确把握俄罗斯创新发展，李建民首先对创新驱动、科技创新、创新型国家、创新型经济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她从俄罗斯的创新发展路径、创新发展取得的进展和俄罗斯创新力的国际评估三方面来解读了俄罗斯创新发展现状，并指出俄罗斯在创新驱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用于研发的费用仍低于主要国家、企业对创新兴趣低下、商业创新或创新成果商业转化率低、创新对经济的影响有待时日。最后在介绍中俄在创新发展领域合作现状后，她提出了深化中俄创新合作的思路，即提高对俄科技合作的定位和认识，加强对俄科技创新合作的指导和资金投入，完善中俄科技创新合作中介服务体系。中俄全面战略合作协同创新中心、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戚文海研究员提交的论文则讨论了转型深化中俄罗斯创新驱动发展的政府治理。他认为，首先强有力的政府是俄罗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依靠，政府参与到国家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以及市场机制的建设中，对于缓解创新危机，减轻市场经济发展的阻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俄罗斯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国家的复兴，实现民众利益的最大化，自普京第一任期起，历届政府在强调发展高技术领域的同时，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最后，现阶段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如何处理好资源经济与创新经济之间关系，如何调整经济结构问题，以及如何协调俄罗斯自身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都是对俄政府执政能力的极大考验。

财政对油气的依赖及其结构问题也是研究俄罗斯经济结构的重要角度，围绕这一主题有两位学者提交了研究论文。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童伟研究员的论文题目是“俄罗斯政府能否摆脱油气依赖”，她从油气税制改革的角度，探讨俄政府为摆脱油气依赖在财政税收方面进行的改革，并对俄油气税制改革的效益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分析。她认为，短期来看，油气收入依旧会对俄联邦财政收入产生重要影响，但俄政府将逐步摆脱对油气收入的外部依赖，提高内部可控性，优化俄联邦财政收入结构，使联邦财政收入沿着长期、稳定、可持续的道路发展。中期来看，俄罗斯将继续强化矿产资源开采税在油气收入中的地位，并将其作为油气收入的主体，以降低出口关税收入，保障联邦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同时，俄政府还将继续提高重质油的出口关税税率，降低轻质油的出口关税税率，升级炼油产业的内部结构。长期来看，俄罗斯或将实行新的税种，寻求更为稳定、合理的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来源。尽管新税种的开征仍在讨论和试行阶段，但这不失为俄罗斯摆脱油气收入依赖的进一步探索与尝试。未来，俄罗斯在摆脱油气收入依赖、调整联邦财政收入结构方面的改革仍值得持续关注。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杨攻研副教授提交的论文题目为“后危机时代俄罗斯政府债务的政治经济逻辑及风险研究”，重点讨论了俄罗斯政府债务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及风险。作者指出，俄罗斯政府债务问题由来已久，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中央政府债务水平持续下降，但地方政府债务则持续膨胀。俄罗斯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催生了中央政府极低的债务水平，普京所建立的中央与地方全新的政治契约则改变了地方精英阶层的行为和激励，造成了地方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在欧美金融制裁背景下，短期内俄罗斯政府债务并不会成为危机的引爆点；然而，后危机时代这一体系的缺陷日渐显露，地方政府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在挤出长期投资，债务与增长的恶性循环日益形成。俄罗斯政府债务管理方略面临艰难的选择，即国内层面重塑政治契约以重振地区经济增长、国际层面适度平衡经济安全与国家发展利益以改变当前中央政府债务的抑制状态成为未来政策调整的重中之重。

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裴桂芬教授则具体讨论了俄罗斯转轨初期去工业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她认为俄罗斯经济转轨初期貌似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表现为第一和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而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个早熟的典型的去工业化过程，即在产量下降和人均收入较低背景下实现了制造业附加值和就业的双下降，从统计数据看，俄罗斯的去工业化既不与国内的劳动生产率相关，也不是源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产业转移，而是源于其特殊的贸易结构和休克疗法的改革计划。延边大学俄罗斯远东问题研究所所长刘锋副教授的论文关注的则是区域发展问题，通过梳理“极化发展理论”对俄罗斯超前发展区建设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区域经济问题是关系俄罗斯经济长远发展的关键问题，俄罗斯的区域发展理念经历了从均衡发展向极化发展的转变，这种转变既受全球区域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也有国内区域发展局势的客观考量，在俄罗斯开始加快实施战略东移的大背景下，重在优先发展局部优势地区的超前发展区模式应运而生，这是俄罗斯新时期、新形势下区域发展理念的探索与实践，是后危机时期俄罗斯摆脱危机的必然选择。

两位学者针对俄罗斯宏观经济形势及其长期挑战作了发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宪举分析了“普京总统第三个任期的俄罗斯经济”，他认为在2018年3月俄罗斯新的总统选举到来前夕，回顾普京总统这一任期的经济状况，将有助于我们预测普京总统第四个任期的俄罗斯经济趋势。普京总统这个任期的主要特点是俄国内政治社会形势虽有麻烦，但基本稳定，能源仍是重中之重，二是军火生产仍是佼佼者，三是农业异军突起，四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五是人民生活水平有所降低。对于俄罗斯经济下降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西方制裁和经济政策收效不大是重要因素，总体来说俄罗斯迄今尚未找到改革经济结构、使经济健康发展的最佳路线图。普京将在2018年3月的俄总统选举中再次当选，预计他的国内政策在继续重视政治社会稳定的同时，将更加关注经济和民生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韩璐副研究员对“俄罗斯经济发展面临的长期性挑战”进行了分析。她认为，进入2017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呈现缓慢回升的态势。但从长期来看，俄罗斯经济很难再回到以前的高增长状态。单一经济结构是制约俄罗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最主要障碍，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发展经济现代化。在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取得突破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这也是今后俄罗斯经济面临的两个长期性挑战。一是如何在经济和社会之间搞好平衡；二是加速从资源出口型向高新技术、人力资源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进程。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经济克服上述两个挑战的难度在加大。总之，对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不能过于乐观。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国家发展无疑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导致俄罗斯现代化的推动力减弱。俄正全力促进经济恢复性增长，经济转型难度正在提升，普京2020创新战略可能已无法实现，其确立的2020年俄进入世界经济前5强大战略目标亦将落空。

 

三、俄罗斯的对外经济关系及中俄合作

 

与西方关系恶化后，俄罗斯加快了向东转的步伐，在这一进程中的中俄合作也面临新的机遇。与会代表们共提交了8篇论文，从多样化的视角对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两位学者剖析了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东方战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宫艳华副研究员提交的论文题目为“欧亚经济联盟对外FTA合作”。她认为，目前联盟对外FTA的情况远没有联盟官方和学界所宣扬的那样战绩卓著，仅与越南达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对外FTA协议，其他准备建立FTA的几个国家多是经济小国，对联盟影响不大，这说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实力难以支撑其强烈的融入世界经济的梦想，并因此出现了欧亚经济联盟战略意图和实际做法的矛盾和两难。目前欧亚经济联盟的对外FTA，不仅水平低，内容少，而且短期内中国与之建立FTA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就需要我们在与之对接的过程中从贸易自由化转向贸易便利化，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从项目带动转向制度安排。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崔岩教授提交论文的题目是“东方战略下的俄罗斯对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他认为如果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能够有效实施并取得相当的进展，那么它将会对东北亚地缘关系产生相当积极的影响。俄罗斯采取一些重大举措参与到东北亚区域合作之中，既是其推进转向东方战略所必需的，也对推进东北亚地区合作、重构地区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包括建立地区能源合作机制，推进俄远东和西伯利亚能源的合作开发；构建以远东开发为核心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俄罗斯更大程度地参与到朝鲜核问题的解决。这些举措无疑都对东北亚区域合作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刘旭则聚焦于后苏联空间的能源贸易，并从“过境权力”视角对后苏联空间的贸易格局进行了理论分析。他认为，后苏联空间的能源贸易是前苏联国内能源贸易的延续，它建立在该空间丰富的能源资源储备和强大的管网运输通道的基础之上。能源贸易一方面促进了后苏联空间的经济融合，成为部分国家开展一体化合作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催生了空间内不对称的能源依赖，并进而影响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过境”是后苏联空间能源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改变了空间内能源贸易格局，一方面部分地修正了能源依赖的不对称性，另一方面也催化出能源贸易中的“过境权力”。这种“过境权力”具有多重性，进而导致“过境国”与“资源国”关系的多重性，对后苏联空间能源贸易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刘红教授的论文研究了日本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她认为日本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极具复杂性。一方面，日本加大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符合日俄各自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受领土问题、政治互信、美日同盟以及俄罗斯营商环境等政治经济因素制约，日本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又长期裹足不前。第二届安倍内阁以来，日俄两国在政治领域的互动日趋频繁，甚至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出现了以经促政的“新思路”，加之近年来俄罗斯营商环境的改善，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日本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增长，但由于横亘在日俄之间的诸如领土争端、政治互信、美国因素等问题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因此从长期看尚难断言日本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能够实现可持续的、飞跃性增长。

三篇论文涉及中俄贸易。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张志明副教授的论文从价值链合作角度分析了中俄合作模式的演进及影响因素，他利用WTO/OECD-TIVA数据库和WIOD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数据，分别从总体、价值链合作方式和价值链合作深度三个维度，构建和测算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指标体系，并实证研究中俄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的影响因素。他发现，（1）中俄贸易合作具有显著的“价值链合作模式为主、非价值链合作为辅”特征，进一步，两国价值链合作又呈现出“直接与深度价值链合作模式为主、间接与浅度价值链合作模式为辅”的典型特征。总体而言，中俄贸易合作的基础坚实、潜力巨大，基于价值链合作视角所得结论并未支持国内学术界普遍秉持的中俄“政热经冷”观点。（2）从影响因素看，政治关系、俄罗斯经济规模扩大、中俄制度质量差异和劳动力禀赋差异，均有助于中俄总体价值链合作、直接、深度与浅度价值链合作的稳步推进，但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与中俄物质资本禀赋差异的影响效应完全相反。为此，中俄应继续增进政治关系，持续扩大两国制度质量差异和劳动力禀赋差异，以此助推两国开展密切而深度的价值链合作及更广泛的经贸合作。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的杨达则从心理因素视角，采用改进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中俄贸易问题，提出了通过调整心理距离促进中俄双边贸易的政策建议。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马文秀教授的论文则将中国对俄贸易置于与日本竞争的视角下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中日对俄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近两年均有所下降，出口增速2008年之前均较高、之后波动加大、2012年之降幅较大，出口产品结构方面，中国以杂项制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占比较高，日本机械和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制成品占比较高；中日对俄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处于竞争关系，化学制品竞争最为激烈；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由劣势转为优势，而日本则由优势转为劣势，主要表现在机械和运输设备上。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分行王丰对后乌克兰危机时期俄罗斯经贸发展对现状与前景进行了全面分析，着重剖析了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后，特别是后危机时期俄罗斯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方面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俄罗斯经贸发展的趋势和走向进行研判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