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坡岭、贾春梅：俄罗斯经济转型——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探索
【内容提要】新自由主义最终被俄罗斯所抛弃，直接源于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实践结果：一是“休克疗法”引发持续经济衰退，导致国力下降和社会贫困化；二是市场化经济转型滑入非效率制度均衡陷阱，政府被寡头资本俘获。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其逻辑设计与市场化经济转型任务的矛盾：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逻辑在俄罗斯转型中被当作政治工具，转型方案缺乏严谨的实践逻辑；二是新自由主义转型逻辑与市场化经济转型的政治性之间存在矛盾；三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在面对国际垄断资本的强势竞争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无法帮助转轨国家和后发国家保护本国利益不受损害。俄罗斯抛弃新自由主义，回归社会市场经济的探索，是对上述教训反思的结果。
【关键词】俄罗斯 新自由主义 社会市场经济 市场化转型
【作者简介】徐坡岭，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贾春梅，辽宁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
俄罗斯自1992年以“休克疗法”启动市场化经济转型以来，迄今已经25年。关于当年俄罗斯激进的“休克疗法”转型方案的新自由主义性质，在学术界几乎毫无争议。就成败而言，无论是从俄罗斯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看，还是从转型启动后的经济增长绩效看，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实践都是不成功的。一方面，从经济增长绩效看，1992年“休克疗法”实施以后，俄罗斯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混乱，激进的市场化转型不但没有解决经济体系的效率问题，而且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持续的经济衰退。到1996年，俄罗斯的真实GDP总量仅相当于1989年的51%。通货膨胀和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快速流失和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金融工业寡头攫取社会财富的同时，普通居民的储蓄因为超级通货膨胀化为乌有。直到普京2000年出任总统，大幅度调整转型政策和方向之后，借助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上涨周期，才从根本上扭转了俄罗斯经济衰败的趋势。另一方面，就市场制度模式而言，俄罗斯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初期迅速向“小政府、大市场”的自由市场经济过渡，放弃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对内放开价格，对外实行贸易自由化和卢布可自由兑换，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等，但从俄罗斯经济制度的法律框架和2000年之后经济运行机制特征看，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成为俄罗斯市场经济制度的目标。无论是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关于国家经济性质的规定和所有制结构的规定，还是普京2000年出任总统后多次强调，俄罗斯是“社会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以保障人民有尊严的生活为目的，俄罗斯都再没有把1992年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设定的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目标。因此，就结果而言，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中充其量只是起到了启动政治经济转型，摧毁旧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进而搞乱经济运行的作用。2000年之后俄罗斯的经济政治进程表明，新自由主义最终被俄罗斯政府和社会所抛弃。
新自由主义为什么会在俄罗斯的转型实践中失败？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对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转型的反思及其之后的政策调整，可以看作是这种失败的一个初步解释。他指出：“90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只是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简单地照搬到我国，我国的改革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就能取得真正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机械照抄别国的经验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基于这种认识，普京在自己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对既有的转型方案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在尊重私有化结果和肯定市场价格机制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限制寡头对政权决策体系的干预和渗透，重新定位政府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关系，通过战略部门的重新国有化和建立中央—地方垂直权力系统，加强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2016年开始出现在美国和欧洲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浪潮，则从另一个侧面给出了新自由主义存在实践逻辑缺陷的证据。
那么，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市场化转型中失败的原因及俄罗斯的社会市场经济转型探索？本文以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经济转型中的实践结果为起点，从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性质及其与经济转型任务的矛盾、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实践逻辑与经济转型的矛盾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 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经济转型中的实践及其结果
俄罗斯启动转型的“休克疗法”，其核心逻辑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这一转型方案造成的实践结果，是新自由主义最终被俄罗斯政府和社会抛弃的直接原因。
1.俄罗斯1992年“休克疗法”转型方案及其新自由主义性质
（1）“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和政策目标
俄罗斯1992年年初以“休克疗法”启动市场化经济转型。该方案是以“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组合。
经济自由化是“休克疗法”的第一项内容。在政策顺序上，首先实行的是价格自由化。价格自由化被盖达尔称为“渐进改革框架内采取的休克措施”，是俄罗斯改革由渐进转入激进的分界线。具体做法是：自1992年1月1日起全面放开物价，90%的零售商品和80%的工业品批发价格一次性取消计划定价，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实行卢布可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取消国家在外贸领域的垄断，所有生产经营单位都有权经营进出口业务。
价格自由化旨在达到四个目的：第一，帮助克服经济中严重的财政失衡问题。为此目的，需要减少价格补贴，并能够在价格放开的条件下征收增值税。第二，通过价格自由化在短期内“吃掉”民众持有的过剩货币余额。这些多余货币是苏联时期强制储蓄政策和1992年之前几年执行扩张性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果。第三，通过相对价格体系的变化（使比价关系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为更有效地配置生产资源创造前提条件。第四，通过自由价格机制，在企业以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引入竞争机制。最终，在极大地减少投机需求和低效率生产性浪费的基础上，消除商品短缺现象。
价格自由化之后的跟进措施是实行统一汇率基础上的货币可兑换政策，减少企业的进口补贴。对外部市场开放是和价格自由化同等重要的经济自由化举措。俄罗斯期望通过货币可自由兑换和对外开放经济，来保证俄罗斯的进口需求，在市场化的基础上解决经常性的商品短缺问题。
稳定化措施是“休克疗法”的第二项内容。稳定化的要求是，政府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整个经济政策的重点，实行严厉的货币财政政策，通过压缩财政赤字，控制货币发行量，限制信贷规模，减少乃至取消各种补贴和优惠，以期把月通货膨胀率限制在2%~3%，最多不超过5%，以便为经济转型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稳定化的核心是改革银行体系，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改变计划经济时期通过中央银行为财政赤字融资的做法。在这里，中央银行成为独立的仅对币值稳定和货币流通稳定负责的一支力量是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一环。稳定化方案规定，必须在改革的最初两年改变这些机构的法律地位和事实地位，以保证中央银行能执行独立的不受干预的货币政策。诸如货币计划等行政性限定国内货币流通总量的政策工具必须退出政府的经济干预工具箱。由于当时叶利钦总统对盖达尔政府改革权限的强化，转轨启动最初几个月里，政府做到了严格限制中央银行政策的摆动。该政策方案弱化了政府可利用的政策力量，恶化了1992~1993年的经济形势，但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反对超级通货膨胀计划的压力集团的能量。先前执行的国家支出根据通胀率指数化的政策机制被强制退出了政府政策的工具箱。
“休克疗法”的第三项内容是私有化。私有化方案以塑造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为目的，分“证券私有化”和“现金私有化”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1992~1994年的证券私有化，主要对那些非自然垄断企业和非战略性军事工业综合体进行股份化改造，其重点是分配国有资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平均分配，目的是形成广泛的私有者阶层。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私有化进程转入现金私有化阶段。现金私有化的重点是对私有化企业的改造，并力图使其运转起来。主要目标是吸引国内外资本，实现私有化企业的现代化改造。拍卖引入资金成为现金私有化阶段主要的私有化方式。私有化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先前被排除在私有化范围之外的企业，包括那些燃料能源综合体和部分军工企业综合体、新闻和出版部门也实行股份化改造。
按照“休克疗法”的设计，私有化为整个经济转型奠定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基础，同时消除集权计划制度的社会基础。在价格自由化政策显示效果的过程中，必须得到私有化政策的配合。因此，私有化计划必须尽早展开。同时，私有化政策获得社会的事前政治支持是必要的，仅仅把私有化简单地理解为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一环还不够。私有化作为一种体制重组现象，它的制度意义表现在，私有化是两个分开而且平行的过程。一方面，私有化是一个使国家逐渐放弃产权主体职能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私有化的实质是产权的非国家化过程。另一方面，私有化是一个生成新的经济机制、法律机制以及新的经济制度结构的建设性过程，没有这一过程，私有制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建立。
概括起来讲，“休克疗法”这一政策设计的关键内容是：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严格控制货币和信贷规模；削减财政补贴，减少财政赤字，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强制性消除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缺口，制止通货膨胀的发展；放开价格，取消价格补贴，形成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实现货币的可自由兑换，取消对外贸易限制，建立自由贸易体制，从而由国外“进口”一个真实的价格体系；取消经济控制，尽快打破某些行业的经济垄断，放弃对私有部门的各种限制；尽快实行私有化，改造国有企业，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
以上几个方面的核心是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就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言，私有化是基础，经济自由化是核心，稳定宏观经济是必要条件。
（2）“休克疗法”的理论依据是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逻辑
20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干预政策在西方国家造成经济滞胀，其主流地位逐渐被由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构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出售国有部门、创设私人经济、压缩社会福利、减少政府开支，来解决滞胀问题。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实践了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并取得了成效。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经历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问题，也被迫进行结构改革。其中，“休克疗法”就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为遏制1985年玻利维亚的超级通货膨胀而设计出来的。这些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核心逻辑同样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作为对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治理经济滞胀和拉美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经验的抽象和概括，这些政策举措后来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并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及一些经济学家大力推广，其核心内容正是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
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货币主义的理论主张，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对付它的办法不是实行严厉的价格控制，或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而是由市场自由决定价格，同时，实行严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紧缩银根，减少货币供应，增加税收，并减少政府开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是：界定清晰的私有产权会自动带来有效配置资源的强烈激励，市场会为这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提供最佳的信息结构，国家应尽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以防止出现与政府干预伴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从而为经济的充分竞争提供足够的空间，而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
毫无疑问，在一个比较静态的分析环境里，在一个成熟完美的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结构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上述逻辑可以说是完美自洽的。但在一个制度规范缺失或正在重建的转型经济中，上述基于新自由主义的转型方案却产生了破坏性的实践结果。
2.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实践结果
1992年“休克疗法”的实施，一方面迅速摧毁了苏联70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建立基于私有产权和自由价格体系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混乱和经济衰退。最终，新自由主义逻辑指导下建立的并非是预期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普京就任总统后，抛弃新自由主义的转型逻辑，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最终失败。
（1）“休克疗法”引发持续的转型性经济危机
1992年实施的基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激进“休克疗法”转型方案，在迅速摧毁原来的生产网络和分配交换系统的同时，并没有在短时间之内建立起新的有效的经济运行系统。“休克疗法”带来的经济混乱一直持续到1996年。1997年出现的脆弱稳定，又被1998年的金融危机破坏。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具有时间长、程度深和危害大的三重特点。首先是经济负增长在转轨启动前后持续约十年，其间只有1997年出现0.4%的微弱增长。1990~1997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为-9%，其中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2%，工业增加值-11%，服务业-8.4%，商品与服务出口-13.2%。连年的经济下滑使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大大缩小，1997年的GDP总值仅相当于1989年的57%，工业产出下降约67%。
“休克疗法”引发的转型性经济危机，导致综合国力和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社会贫困化和不平等加剧。按1990年的官方名义汇率计算，俄罗斯1990年的GDP总额为10 390亿美元，美国为55 222亿美元，中国为3 697.5亿美元，也就是说俄罗斯1990年的GDP为美国的18.8%，中国的2.8倍。到1997年，俄罗斯的GDP总额为4 400亿美元，美国为80 000亿美元，中国为9 000亿美元，此时，俄罗斯的GDP为美国的5.5%，约为中国的50%。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俄罗斯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只有美国的1/10、中国的1/5。
经济持续衰退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贫困化率持续升高，加上私有化引发的财富再分配，使经济不平等加剧。首先是长期的经济衰退和高通货膨胀，使居民的实际货币收入和职工的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1992~1999年，俄罗斯居民实际货币收入总计下降60%，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从50%降为30%。加上经常拖欠工资和退休金，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生产下滑，雇佣减少，失业人数不断增加，1999年3月的失业率已高达12.5%。与此同时，私有化过程中的财富掠夺和腐败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1999年的贫困人口约占人口总数的70%～75%，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25%～30%。
（2）“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的市场化制度转型陷入一种非效率制度均衡状态。
基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休克疗法”，其政策措施的目标是通过自由化和私有化建立起有效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制度。但到1999年市场化制度建设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在俄罗斯形成的局面是一种非效率制度均衡状态。表现为：（1）尽管国家放弃了产权主体地位，但金融工业寡头取代国家成为垄断者，经济竞争并没有出现；（2）为了防止转型逆转，叶利钦政府被迫与资本结成同盟，政府被资本俘获；（3）既得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共同维持一种分利性制度结构。
首先，在“休克疗法”的实际执行过程中，私有化变成了瓜分国有财产的盛宴，最终，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央集权和对经济权利的垄断被金融工业集团对经济的垄断所代替，寡头垄断替代了中央集权体制对经济的垄断。“国家财产遭受私有化和非私有化部门联合力量的盗窃，国家无力保护自己的财产，试图通过违反私有者权利和纯行政手段如税收压力、操纵预算项目、拒绝自己的债务、直接参与‘新所有者’经济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等，对经济施加压力来补偿自己的损失。”毫无疑问，在高通货膨胀和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在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和再分配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寄希望于私有化市场主体专注于通过实际生产过程使财富增值，而不是忙于投机和保护到手的私有财产，是不现实的。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真实写照和基本原因。
其次，资本俘获政府，寡头利益集团左右政府，政府失去了独立性和提供制度规范、法律秩序和社会公正的能力。这样的市场制度结构既无法提供经济效率激励，也无法保证社会公平和公正秩序。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通过“休克疗法”完成私有化产权改造之后，俄罗斯将出现一个“小政府”基础上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竞争格局。但实际情况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完成了摧毁中央集中管理的经济机制的任务，它赋予了少数私人毫无控制地通过产权转移和对股份制企业实际控制来支配巨额国民财富的权利。”。结果是，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演变成一个分利过程，这个分利过程在1992年私有化改革的初期表现为旧官僚和经理人员对国家财产的掠夺，后期则表现为金融工业寡头在大型国有企业拍卖中的争夺和舞弊行为。最终，俄罗斯的产权改革方式和程序造就了左右俄罗斯政府政策的强大利益集团。
特别是1992~1996年的经济危机和超级通货膨胀，导致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俄共的社会支持率快速上升，进而威胁到叶利钦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的地位，市场化转型存在被逆转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败威望日趋上升的俄共，保住总统宝座，叶利钦总统与金融寡头勾结在一起，通过金融寡头们控制的企业，用工作职位和偿付拖欠工资等手段间接影响选民。最终，叶利钦保住了总统职位，却也把金融工业寡头影响政府政策的机制制度化了。1997年政府陷入国有大企业拍卖和收购的争夺战中。政府内形成总理和两名第一副总理三权鼎立的局面。金融工业寡头们利用手中控制的传媒互相攻击，并把战火引向政府，引起政治动荡。同时，金融工业集团拖欠税收，使政府的财政能力处于危险境地。孱弱的政府财政吸收能力和捉襟见肘的财政资源导致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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