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球经济依然面临多重不确定性的冲击，多边主义退潮，孤立主义与民族主义滥觞。在此背景下，加强对中俄蒙经济走廊区域合作机制研究，对于三国对接合作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政治价值。

　　学界对中俄蒙合作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20多年发展，研究领域逐步扩大、研究问题进一步深化。一方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俄、中蒙双边合作领域，从宏观层面合作构想、部分领域合作到部分地区合作，特别是以边境毗邻地区为主的次区域合作渐次展开。蒙古国学者对中蒙经济合作的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重点围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蒙合作的影响及发展路径。21世纪初，俄罗斯学者开始对我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合作问题研究给予极大关注，其后俄蒙学者持续关注一些比较敏感和具体领域合作问题的政策研究，同时，双边合作研究伴随着2008年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和三国国家战略调整也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中俄蒙多边合作研究相对薄弱，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图们江地区国际开发及东北亚地区运输主干线建设问题研究。2008年后研究重心由边境贸易为主向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次区域合作转型及经贸关系的互动，或者研究共同构建北亚经济圈构想。2013年后扩展到研究“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和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通过梳理学术史不难发现，对中俄蒙的研究对象已经从双边合作转向多边合作，研究视角从边境毗邻地区转向更高水平的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从相互联系弱的松散性合作转向具体领域合作协商机制逐步建立。综合来看，相关文献的研究动态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内涵审视及重要性

　　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的内涵之一，是它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缘意义，既维护地缘政治安全利益，又为三国提供了经济合作发展的平台。内涵之二，中俄蒙经济走廊既是促进相关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一体化网络，又在交通走廊中得到发展，以沿线城市区域的产业互动发展为重要内容，是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将生产、贸易和基础设施联合在一起的机制。内涵之三，它是一项涉及生态、经贸、意识形态认知、价值观认同、地区认同等一系列问题的认知解决的建构过程，在本质上是三国利益对接，力量上是彼此承受力、消化力方面对接。俄方高层的战略思路明确，但各部门和地方及官员认知和心理准备尚不充分，“中国威胁论”在蒙俄学者中有一定市场，除了领土诉求担忧和人口扩张，非传统安全成为更重要的问题。另外，关于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性，俄学者伊戈纳捷夫认为，三国合作是“多赢”战略，有利于实现三国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从更广阔的空间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蒙俄学者主要基于本国视角研究一带一路与中俄蒙经济走廊的重要性。俄学者比留科夫从“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出发，承认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结合起来会推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认可两套战略应是互补关系；蒙古国有关学者认为，经济走廊的建立将在未来创造出新的合作结构，促进蒙俄发展，增强三国合作，尤其在蒙古国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市场开放与一体化建设

　　国内学者一种观点是中俄蒙合作应以实现区域内的市场一体化和产业分工为导向，推动中俄蒙地区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重要目标。这种政策建议是以一体化发展较为成功的区域为模板的。观点之二是认识到中俄蒙市场一体化的诸多困难。有学者认为，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初期发展阶段，空间距离产生的时间成本和运输成本对贸易与投资决策形成制约，而政治和安全上的顾虑削弱了基础设施的投资；加之各国实施各自倡议，在前期研究、规划、资金支持、法律等方面都存在协调问题。要实现市场一体化还必须从国家与社会等多个维度来构建信任和协商制度。第三种观点是中俄蒙发展口岸经济与跨境经济合作区是逐步推进市场一体化的现实路径。国内学者李向阳认为，产业园区与运输通道相结合成为拉动沿途国家发展的经济走廊，建立以跨境产业园区为基础的产能合作平台；另有学者认为发展沿边口岸经济特别是充分发挥“海赤乔”国际合作区辐射影响力，将成为经济走廊建设重要支撑。俄蒙学者的观点由逐步开放市场向建立共同发展经济区转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者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如波尔加科夫及库列绍夫院士认为，俄罗斯只有采取向中国开放市场，才能使远东地区的自然资源开采计划获得实际经济利益。俄学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指出，在俄罗斯与中国或蒙古国毗邻区域建立享有特殊待遇的专门经济发展区将是非常现实的，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谢尔盖·卢贾宁认为，基于政治上彼此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应建立多边共同发展经济区。蒙官方智库机构战略研究所和蒙古国立大学有关学者指出，蒙古国应优先与欧亚经济联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在经济走廊沿线与中俄共同创立生产和服务园区及物流中心，确保其成为区域分工网络的一部分。

　　务实合作与策略选择

　　加强具体领域的务实合作在中俄蒙学者中达成共识。首先，优先解决基础设施问题。俄蒙学者认为三国之间的交通设施不够完善，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造， 我国学者强调发挥蒙古国桥梁性作用。其次，加强资源、物流、金融及旅游等领域合作。针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总结出政府主导型、大型国有企业合作型、民营企业境外拓展型三种中俄蒙能矿资源合作开发模式；基于中俄蒙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很强的互依性和共生性提出探索产业共生合作模式；还有提出建设跨境旅游集散地、商贸物流走廊、创新投融资合作模式、“互联网+口岸”模式等建议。俄罗斯学者谢尔盖·伊戈纳捷夫提出设立“中俄蒙经济合作基金”加强具体领域合作的策略，蒙古国有学者强调，加强经济走廊发展中的治理机构及协调的机制化建设。最后，承认人文合作及文化认同是影响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认为，中国需要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加强对俄蒙的影响，构筑与俄蒙的民族心理认同关系，建立三方人文交流长效合作机制。蒙古国有关学者强调了文化、文化遗产和跨文化关系在实施经济走廊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和意义，俄蒙有些学者还强调保护茶道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强调智库合作发挥重要的作用。

　　目前，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处于区域一体化初期发展阶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区域公共产品缺乏，诸如“经济资源民族主义”威胁、蒙俄对中国的担忧、区域生态环境及领导权冲突、基层间交流的有限性问题、三国利益诉求差异、非本地因素掣肘、已有合作机制缺乏法律约束等问题的制约，这迫切需要加强多方面协调的机制化，以联合起来共同生产、提供本地区所需的跨国社会基础设施、制度、机制及默契等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则是一个重要的创新中俄蒙多边合作机制的突破口。因此，中俄蒙经济走廊作为促进三国区域合作的推进机制，如何通过提升其功能，强化决策—执行功能之间的传导机制，促使中俄蒙首脑会晤达成的协议和共识获得最大程度的落实，成为经济走廊建设的重大课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中俄蒙经济走廊区域合作机制研究”（17BGJ05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