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转向东方”战略的实施前景及挑战  

俄罗斯从提出“转向东方”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加速部署这一战略, 目前来看, 地缘政治方面的收益要高于同期经济利益上的收益。首先, “转向东方”, 试图全面发展与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 是俄政府宣称的开展“独立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 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逐渐拉大。“转向东方”虽然将中国定为重点目标, 但是同时强调发展包括和越南这样的与中国在地区问题上有争议国家的关系。有西方学者认为, 俄罗斯这种“管理关系”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的做法, 使中方不至于在国力超出俄罗斯的同时轻视其地区影响力。 

  

 

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 “转向东方”战略有效地将中俄两个大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2014年后, 俄罗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困难的局面, 而与此同时, 中美关系也因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风波不断。在此背景下, 中俄两国一系列的经济与安全合作项目对稳定亚太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经济上, 俄罗斯对中方开放本国油气行业的投资, 而此前这一领域对外国投资有着严格的限制。俄罗斯希望通过建立对中方的能源输出计划, 最终达到与对西欧能源供给同样的规模和战略作用。外交上, 中俄2016年6月发表联合声明, 称两国为“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并强调致力于建设国际秩序的“民主化”;同时还明确了通过打造“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对接模式来进行两国的战略对接。这些都从地缘政治上缓冲了“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负面效应。 

  

然而, 俄罗斯“转向东方”所带来的短期收益能否弥补“乌克兰危机”以来其外交、经济方面遭受的损失, 仍然是个未知数。从长期来看, 该战略同样面临文化认同、地缘政治变化等制约因素。学界也对“转向东方”战略的前景表现出谨慎的态度。例如,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政治研究与预测中心主任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 (Андрей Виноградов) 认为, 目前俄当局完整的“转向东方”战略还没有形成, 特别是远东发展问题和民族安全政策等还未完善;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 (ИМЭМО РАН) 副所长根纳季·邱福林 (Геннадий Чуфрин) 表示, 目前还不能说俄罗斯正在全面实施“转向东方”, 只能说与东部邻国的关系处于积极的时期。 

  

(一) 经济领域的挑战  

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困境与其整体经济过于依赖能源密不可分。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尚未从根本上摆脱前苏联依靠重工业的产业结构模式, 财政收入的近50%来自于能源出口。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后, 均出现过国际油价持续攀升的良机, 但这并未促使俄政府下决心改变之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在2015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坦承, 俄罗斯此前一味地依靠高油价带来的财政收益, 而未能抓住机遇, 及时推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自然资源总量方面, 俄罗斯拥有对周边国家的绝对优势。据分析, 其自然资源资本估价高达24万亿美元, 美国仅为4.6万亿美元, 诸如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均在0.3万亿美元左右。从长远看, 巨大的自然资源优势可以支撑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发展, 同时也是经济转型的必备条件, 但却无法改变俄罗斯中、短期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当前, 俄罗斯很难将自然资源的优势迅速转化为现实效益, 并使经济萎缩的态势得到重大改观。   

其次, “乌克兰危机”之后, 俄罗斯能否够切实认识到经济结构这一短板, 痛下决心调整经济结构也是一大挑战。以东北亚地区的贸易为例, 在2013年, 俄罗斯与中国、日本、韩国的贸易总和仅为1500亿美元, 仅是与欧洲国家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同比截止2012年, 俄罗斯总共吸引496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 上述三国相加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额 (FDI) 仅为61亿美元。可见, 试图通过“转向东方”来弥补制裁带来的经济损失并不能一蹴而就。俄政府能否有动力去改变长期依赖的“能源经济”的发展模式, 彻底摆脱低价出口原料、高价进口成品、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处于中低端的不利局面, 是问题的关键。在目前所规划的“转向东方”战略中, 这一点仍然没有明显的体现。即使是着眼于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这样局部的经济发展, “转向东方”究竟会产生多大的效能, 能否根本改善这一地区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相对恶劣的现实, 目前还未见到成效。俄罗斯政府早在2010年就曾批准了一系列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政策文件, 但直至今日实施效果依然并不明显。   

(二) 文化认同的挑战  

俄罗斯历史上“重欧轻亚”的国家身份与实践, 对“转向东方”构成了文化认同上的挑战。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来看, 其国内始终有“西方派”和“欧亚派”的争论。“西方派”认为, 俄罗斯和亚洲国家保持经贸往来的同时, 应当尽可能地保持距离;而在与西方国家的融合上则应投入更大的精力, 同时排斥伊斯兰教对俄罗斯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欧亚派”则认为, 俄罗斯介于欧亚大陆之间, 但历史上有抵制西方文化影响的传统, 所以应尽可能地多与亚洲国家打交道, 并保持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 以使俄罗斯成为文化交融的桥梁。还有一种思维, 认为目前俄罗斯正在寻找在世界文明中的平衡状态。冷战后的历史证明, 无论是“嵌入”西方, 还是试图恢复其作为“欧亚中心”的历史地位, 都是不现实的。因此, 俄罗斯应该作为一个文化主体, 而不是东西方文明的某一部分来融入世界文明之中。这种文化归属上的争论不会因为俄“转向东方”而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在俄罗斯民众的心理层面, 远东地区仍然属于从前俄罗斯帝国占领的“殖民地”, 它最有用的地方是蕴藏着丰富的矿产以及油气资源。同时, 在俄历史上, 远东地区并不是作为欧亚融合的“桥头堡”, 而是承担着阻隔亚洲国家势力渗入的军事“碉堡”作用。暂且不论俄实施“转向东方”, 摆脱出口油气、矿产和林业资源、售卖武器给亚洲国家的模式, 从而使远东地区产生新的战略意义的意图能否实现, 但中俄两国近年来签署了多项合作协定, 真正落实的还是少数, 已是不争的现实。 

俄罗斯社会, 特别是精英阶层长期存在“欧洲中心主义”情结, 俄罗斯民族一直以来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具有典型的欧洲国家特征, 即使生活在远东的居民, 在身份认同上也以属于欧洲而感到自豪。在2012年APEC峰会上, 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 市长伊戈尔·普什卡廖夫 (ИгорьПушкарёв) 称, “我们正在打造一座欧洲城市”, 这进一步说明其民众的心态仍然有着深厚的欧洲情结。   

(三) 地缘政治的挑战  

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推进, 无法绕开亚太区域国家间存在的争议以及该地区原有的大国博弈。   

首先, 俄罗斯发展与日本的双边关系受制于两国领土争议而效果不佳。俄政府并不反对平衡中日关系, 并借助日本来打开亚太国家市场, 然而在领土问题上却不愿做出任何的让步。2012年, 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事件之后, 两国关系曾一度发展较为顺利。日本政府重新评估了能源政策, 试图发展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贸易, 以扩大能源进口的多元化, 减少能源进口的运输成本。俄罗斯也希望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以增加油气出口, 同时减少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虽然安倍首相2013年3月访问俄罗斯时双方达成一系列合作协定, 但俄日关系仍然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其中“北方四岛” (俄称“南千岛群岛”) 领土归还问题是制约双边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这些问题, 直到2016年普京访问日本时两国仍无法取得共识。因此, 日俄尽管有着共同经济利益取向, 但受制于国内政治以及历史因素的制约, 两国合作始终未能达到各自所期望的效果。 

  

其次, 俄罗斯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受到南海问题的制约以及地区国家与美国关系的影响。“乌克兰危机”之后, 美国试图对俄罗斯发动多边联合制裁, 并且鼓励其亚太盟友积极参与其中。除此之外, 俄越两国合作不仅受到越美关系的制约, 同样会对中俄关系产生影响。对于越南而言, 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后, 自身经济以及国际处境并不乐观。同时, 相对于来自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和美国的投资, 俄罗斯对越南的投资也不尽如人意。此外, 随着近年来美国公开介入南海问题, 不断强化与越南的关系, 俄罗斯与越南的经贸和军事合作也因中国对此问题的敏感性而趋于复杂。俄气自2009年起就开始在南中国海开采油气, 昆仑盆地 (Nam Con Son Basin) 的合同恰好在中越两国南海争议区域。此外, 俄罗斯还需要考虑, 越南同样重视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因此, 俄罗斯试图利用发展和越南等南海国家的关系来打破自己在国际上的不利处境, 其效果势必受到以上种种因素的限制。   

四、“转向东方”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 俄推进“转向东方”将会产生经济和地区战略两个层面的影响。从经济上看, 首先有利于促进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 增加彼此间的投资。这对于当前中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振兴东北三省经济发展等, 会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2014年5月, 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后, 中俄两国签署了价值4000亿美元、为期30年的油气出口订单。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东段输油管道的途径区域, 对提振基础设施建设将是利好。普京之所以选择此刻签署这份谈判了10年的合同, 与其面对“后乌克兰危机”时期的国际局势密切相关。中国作为本地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对俄罗斯能源的兴趣将直接决定其“转向东方”的成败。此外, 2014年11月, 俄气公司宣布了一个额外的输气协定, 将通过西伯利亚新建一条西向输气管线, 向中国新疆提供天然气。分析指出, 一旦东西两条输气管线竣工投产, 将具备68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输气量, 届时俄罗斯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将远远超过对目前最大出口目的国德国的400亿立方米的输气量。 

 

 

从战略上看, “转向东方”的实施有助于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中俄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即中国对外“伙伴”关系中级别最高的一种。同时中俄关系又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大国关系”。 

从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 俄罗斯与中国在政治、经济、人文合作上形成了“互补”关系, 为两国战略对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俄罗斯前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认为, 中俄两国关系发展并不完全均衡, 但目前的这种不均衡不会出现较强势的一方向相对弱势的一方强加意志的情况;相反, 在各项具体事务中, 双方都会寻求可以接受的利益平衡, 彼此做出理性的妥协和让步。 

  

从中国的角度看, 准确把握与俄罗斯合作的战略机遇期, 利用“一带一路”与俄罗斯进行多层次的、东西对进的战略对接, 巩固现有的合作, 共同探讨新的合作领域, 符合中方当前的利益。从长远来看, 也必须留意与俄罗斯战略对接中可能出现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因素。首先, 俄“转向东方”过于依赖能源出口, 这对于中国而言, 会给两国战略对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俄罗斯习惯于利用油气作为国际谈判的筹码, 近些年曾多次以停止供气相威胁, 来争取对欧盟国家经贸利益的最大化。面对能源需求更加迫切的中国, 俄罗斯利用油气资源在未来政治、经贸谈判中增加筹码的风险并非不存在。一个例证是俄延缓签署经由西西伯利亚 (所谓的阿尔泰路径) 向中国供应天然气协定。   

其次国政府主张共赢的国际关系与俄罗斯同欧洲和美国进行的“零和”博弈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英国学者伊恩·邦德 (Ian Bond) 指出, 北京清楚地认识到, 对于国家整体利益而言, 同美国保持良好经济关系的意义远远大于获得俄罗斯的天然气;除此之外, 中国也不会同欧盟发生冲突, 相反, 它会竭力巩固同欧洲业已建立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最后, 俄罗斯社会在历史上就对周边国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信任。俄罗斯在与中国开展贸易的过程中, 其内部经常为中国劳动力“大量”进入远东地区、经济上过度依附中国而产生意见分歧。中国东北的人口总量超过1.2亿, 目前在西伯利亚及远东的中国移民及劳工数量已超过50万, 而俄在这一地区的人口仅有630万, 这自然会使抱有上述思维的人士产生心理压力。其次, 俄罗斯国内担心中俄的贸易模式, 即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能源等原材料, 而从中国进口制成品, 将会使俄罗斯长期处于不利的贸易地位。 

 

结语   

当前, 俄罗斯的经济困境不仅在于“乌克兰危机”造成的冲击波, 也在于普京2000年执政以来未能调整好国民经济结构, 对能源经济有着过多地依赖。随着2014年国际石油价格开始新一轮的低位运行, 俄国内经济增长出现了结构性的瓶颈, 美欧超出预期的严厉经济制裁, 使得俄罗斯经济发展雪上加霜。俄罗斯目前积极推进“转向东方”, 既有着试图抓住亚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机遇, 以此振兴本国油气、基建产业来发展整体国民经济, 也有着地缘政治、文化认同构建等多方面的战略考量。然而, 俄罗斯国内长期形成的“重欧轻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改变;另一方面, 该战略的实施又受到亚太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博弈的制约而未能展现出立竿见影的效果。深化与中国的关系, 尽管不是俄“转向东方”唯一的目标, 却是能直接影响到该战略前途的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从实施效果来看, “转向东方”在顶层设计上已经初具规模, 也确实助于平衡俄罗斯在外交事务中的“西方中心”思维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