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丝路带”与“欧亚盟”在战略定位、合作模式、开放程度、政治内涵等方面存在深层次差异。“欧亚盟”力求实现特定区域的一体化，“丝路带”则着眼于更广范围的跨区域经济合作，二者得以错位发展，避免冲突。“欧亚盟”遵循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丝路带”则灵活多元，二者形成互补。“丝路带”更为开放，能兼容和提升“欧亚盟”。“欧亚盟”有鲜明的地缘政治色彩，“丝路带”则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二者能够相互协调。准确和充分把握二者的深层次差异，才能深化共识，为二者的对接寻求更广阔的空间、更切实可行的路径。

“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所着力的“五通”之首，对接各方发展战略始终是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环节。自2015年5月中俄两国发布“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以下简称“丝路带”、“欧亚盟”或“一带一盟”）对接的联合声明以来学界就二者的性质、内涵、异同和对接的基础、可行性、实施路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一带一盟”已成为“一带一路”对接不同发展战略讨论和研究最丰富的领域。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界普遍认为“求同存异”、寻求二者的“最大公约数”是“一带一盟”对接的基础。但笔者认为，不能因此忽视对“丝路带”和“欧亚盟”差异性的研究，因为真正的“共识”建立在承认“差异”和准确认识“差异”的基础之上。而且“差异”并不必然是对接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差异”提供了二者合作的空间和潜力。因此，进一步深入辨析“丝路带”和“欧亚盟”的差异，既有助于中国更准确、全面地理解和定位“欧亚盟”，从而避免在对接中忽视参与方的利益诉求，也更有助于进一步挖掘“丝路带”的独特价值，从而为二者的对接寻求更广阔的空间、更切实可行的路径。

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丝路带”与“欧亚盟”的深层次差异及其对接的空间和路径进行分析。

1战略定位差异

“丝路带”与“欧亚盟”涉及的区域既有重叠，又有明显的不同，这并非“量”的差异，而是“质”的区别：二者的战略定位不同。

（一）“欧亚盟”力求实现特定区域的一体化

“欧亚盟”是由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欧亚经济联盟—欧亚联盟”四部曲之一，其战略目标是整合后苏联空间，利用俄罗斯现存的区域内优势实现该地区经济、政治、安全等各方面的一体化。这其中包含着俄罗斯由来已久的“欧亚主义”思想传统和地缘政治的现实诉求。

俄罗斯学界普遍将“欧亚主义”视为“欧亚盟”建立的思想基础。如俄学者瓦吉姆·巴雷特尼科夫认为“欧亚盟”的思想源泉是20世纪初产生于俄罗斯移民知识分子中的“欧亚主义”思潮，旨为在欧、亚之间寻求俄罗斯的独特身份。从特鲁别茨科依到古米廖夫，“欧亚主义”的思想内涵不断得到发展丰富，从萨哈罗夫到纳扎尔巴耶夫，“欧亚主义”逐渐走向实践的尝试。在现实中，“欧亚盟”的逐步推进和形成，既是俄罗斯主导整合后苏联空间的结果，也是俄罗斯重塑自身国际地位的重要步骤。

无论是基于跨越和连接欧亚的自我定位，还是为应对国内、国际新形势的外交战略选择，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盟”属于特定区域的一体化进程，范围集中于地处亚欧大陆腹地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

（二）“丝路带”致力于跨区域经济合作

“丝路带”尽管与“欧亚盟”在区域上有重叠，但相比于“欧亚盟”，“丝路带”是涉及范围更广的跨区域经济合作倡议，具有全球视野。

中国领导人指出：“‘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无论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应对危机、加快调整，许多沿线国家同我国有着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也明确了“一带一路”是“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

放眼全球的“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扩大中国与周边的经济合作、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而且是中国负起世界大国责任的切实行动，对“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这一外交理念的践行。

国内学界反对国外学者从全球战略层面对“一带一路”的夸大和渲染，但也有学者指出，不应仅从扩大对外经济合作、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开拓新市场等层面认知“一带一路”，而要进一步将其视为中国参与重构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举措。从全球治理的层次进一步解释和探索“一带一路”已逐渐为国内学术界所重视。

“一带一路”从中国加强与中亚、东南亚等区域经济联系的倡议和构想，到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全球性、跨区域平台上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其全球影响力已日渐显现。2017年初，中国领导人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中评价：“‘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

作为“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丝路带”建设的重点，涉及由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的广大区域，从陆地上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是不限于特定区域的跨区域经济合作规划。

（三）“一带一盟”能够形成错位发展

“一带一路”放眼全球，“欧亚盟”聚焦地区，这种战略定位差异，并不会造成二者对接的障碍，反而能使二者实现错位发展。

首先，“一带一盟”的定位差异，避免了二者的竞争和冲突。

二者主要的重合点在中亚。俄罗斯在中亚有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双重利益,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原因，以后苏联国家为主的中亚地区之于俄罗斯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丝路带”则寻求更大范围的跨区域经济合作。中亚是“丝路带”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因此，“丝路带”与“欧亚盟”战略定位的差异，决定了中亚对于二者的意义是不同的,也决定了“丝路带”在中亚地区与“欧亚盟”构不成竞争关系。反而由于合作模式创新和开放兼容，“丝路带”谋求在中亚地区与“欧亚盟”合作。

明确了这一点，才能避免中俄因“一带一盟”产生误判与冲突，也奠定了“一带一盟”对接的基本共识。俄方对于“丝路带”从怀疑、冷淡到明确支持、参与，就反映了这一共识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俄共同决定“一带一盟”对接，既是对“一带一盟”合作而非竞争关系的确认，也是对两国彼此利益关切的协调。当然，共识仍有待深化，利益协调也将持续。

如俄方学者普遍担忧“丝路带”将削弱俄既有交通线路（如西伯利亚大铁路、北方航线）的竞争力。但实际上，“丝路带”谋求促进更大范围的跨区域经济合作，其推动新建交通基础设施，目的是补齐短板，并非与既有线路竞争。从长远来看，新建线路与既有线路将逐步构建更为系统化的交通网络，这也将大大增加既有线路的效益。

有俄罗斯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一带一盟”战略定位的不同,如俄罗斯科学院院长、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谢尔盖·卢昂就评价：“丝路带”在欧亚的经济一体化方案上有比俄罗斯“更宽广的视野”。

其次，就推动经济合作而言，“一带一盟”能够相互促进。

“欧亚盟”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丝路带”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目标是一致的。按照自由贸易的原则和市场化的方式建设“欧亚盟”整合区域经济，将有助于“丝路带”的推进。

“丝路带”也将为“欧亚盟”建设提供有利条件，这主要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方式体现出来。由于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针对和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共产品”尤其不足。“欧亚盟”在建设过程中，由于融资渠道不畅导致基础设施建设进展缓慢就是例证。

“一带一路”是中国作为全球性、负责任大国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举措，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参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2014年11月15日，中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上提出，中国“将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途径，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作出贡献”。“欧亚盟”建设正在、并会继续受益于“一带一路”提供的基础设施投资。

2合作模式差异

（一）“欧亚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欧亚盟”属于紧密的制度性一体化区域经济组织，其内容是成员国之间通过签订条约或协议，逐步统一经济政策和措施，进而建立超国家的统一组织机构。

“欧亚盟”早在独联体时期就已开始酝酿，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时期、欧亚经济联盟阶段。成员国之间经历各领域、多回合的谈判、磋商、妥协、调整，建立了共同市场、欧亚经济委员会、欧亚法庭等并签署了涉及关税、技术、竞争等的数十项一体化协议。至今已走过了自贸区、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不完全的经济同盟几个进程，但欧亚经济联盟的完整呈现要到2026年。

（二）“丝路带”是灵活多元的合作进程

“丝路带”倡议提出之初，即定位为“创新的合作模式”，其合作内容和方式是开放的，有待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充实完善。其途径“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是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

就当前来看，“丝路带”既不是一个区域一体化机制，也不是国际或地区组织而是一个旨在进一步促进沿线各国间政治互信与务实合作、同时带动周边国家地区共同发展的经济合作倡议。

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西方学界有不同的理论概括。如丁伯根（Tinbergen）划分了消除原有贸易管制和主动建立新型制度两种类型。在实践中表现为两种路径：一是通过互联互通，消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便利化；二是通过指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促进经济合作。

目前的“丝路带”接近于前一种类型和路径，而“欧亚盟”则是典型的后一种类型。但从长远来看，“丝路带”同样以自贸区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为目标。因此，“丝路带”兼容贸易便利化和经济一体化制度建设，更为灵活多元。

经济合作的哪一种模式更行之有效，取决于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相互之间的合作基础。“丝路带”兼容不同的合作模式，兼顾了中亚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状况。如果单纯追求高标准的经济合作制度，将遭遇巨大的阻力和漫长的周期。由易到难、逐步推进，是“丝路带”建设的推进路径。

（三）两种经济合作模式形成互补

尽管“一带一盟”合作模式不同，但两种模式在具体的推进中能形成互补。

一方面，“欧亚盟”作为更高层次的合作模式，其取得的成效和遭遇的问题，都能为“丝路带”未来的建设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丝路带”的深入实施有助于巩固“欧亚盟”的基础。“丝路带”是在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依然带有“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即重视地理上邻近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合作，往往表现为基于经济的互补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非制度性一体化等。

“次区域”经济合作虽属于较低层次的经济合作，但构成了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制度建设的基础，尤其适用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和开放化程度较低的经济体。以中亚地区相关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次区域”经济合作夯实合作基础应是优先的选择。

总之，“欧亚盟”既能为“丝路带”所借鉴，又能受益于“丝路带”。只要充分协调、扎实推进，“一带一盟”将实现互补共进。

3开放程度差异

（一）“欧亚盟”既具有开放性，也具有排他性

“欧亚盟”兼有“传统地区主义”和“新地区主义”两方面特征。

一方面，“欧亚盟”谋求由经济一体化上升为地区一体化，带有传统的联盟性质，其内部的经济一体化属于联盟经济合作，对内建立关税同盟、取消市场壁垒、建立统一市场，对外则一定程度上“树立起贸易和投资壁垒”。“欧亚盟”的这种“壁垒”已对与中国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欧亚盟”也积极寻求对外经济合作，扩大国际市场，吸引外力支持。但制度安排决定了其对外开放是有限度的。在2016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秘鲁）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地区一体化问题给出的回答，很好地证明了“欧亚盟”的有限“开放”。普京说：“我确信，国际贸易的有效开展需要自由流动的商品、资本和优秀劳动力。遗憾的是，目前仍存在众多的限制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地区的联合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有哈萨克斯坦学者认为，“欧亚盟”需要实施适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保护自身企业利益，否则“在对全球经济完全开放的条件下无法实现再工业化”。目前，除了中国，“欧亚盟”主要的合作意向方有埃及、泰国、伊朗、新加坡、巴基斯坦、以色列、印度、突尼斯以及“东盟”和“上合组织”，仅于2015年与越南签署了自贸协定。

（二）“丝路带”力求开放包容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传统地区主义”主导的经济合作所导致的弊端已逐渐显现，尤其是区域内部的自我封闭问题。“丝路带”则是更具开放性的经济合作模式，代表了国际经济合作的新趋势。

“丝路带”的突出特点在于“开放”、“包容”，尤其是对不发达经济体的开放和包容。尽管当今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平台呈现多元化，但大多数由发达国家建立，准入限制较多，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在短期内难以达到其标准。包括“丝路带”在内的“一带一路”既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对沿线和域外国家均敞开大门、不设门槛，也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能够兼容不同发展程度、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背景的发展规划和战略。

（三）“丝路带”能够兼容“欧亚盟”

开放、包容的“一带一路”在实施中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充分利用现有机制，“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包括“欧亚盟”。

“丝路带”对接“欧亚盟”，既可利用“欧亚盟”已建立的经济一体化机制，也可借助自身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如“欧亚盟”学者所期待的那样“巩固和完善欧亚经济联盟”，甚至能更进一步，推动解决“欧亚盟”自身的深层次矛盾。

“欧亚盟”自身一系列问题的症结在于：一方面联盟内部存在各国利益诉求不同、经济结构趋同、工业化程度不高、贸易规则不健全等先天不足，但另一方面却未能积极地扩大对外经济合作以弥补自身不足，反而表现出一定的封闭化。

“丝路带”立足于共同发展，谋求参与方的“利益共同点”，以“合作导向的一体化”取代“竞争导向的一体化”，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取代参与国之间“核心和边缘”、“依附与被依附”的不平等关系。通过与“丝路带”切实有成效的合作，“欧亚盟”将逐渐改变扩大对外合作的顾虑，进而借助外力化解自身的症结。

如“丝路带”优先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基于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共同需要而确立的“利益共同点”。周边经济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缺乏资金和技术的问题，中国一方面具备充分的资金和产能，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加强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合作。这一点在“一带一盟”的对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与俄罗斯等“欧亚盟”国家初期持观望态度不同，目前，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一带一盟”对接中最有成效的领域。

正是因为“丝路带”的倡议，既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兼容参与国的利益，才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的响应。在“一带一盟”的对接中，“丝路带”的开放性不仅兼容而且有望进一步影响甚至改变“欧亚盟”。

4政治内涵差异

（一）“欧亚盟”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意图

“欧亚盟”作为整合后苏联空间并最终建立“欧亚联盟”的重要一步，具有明确的地缘政治意图参与国均希望借此提高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主导国俄罗斯所谋求的更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而是希望能与后苏联空间的国家一道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

俄罗斯强烈的政治意图，也造成了“欧亚盟”内部的分歧。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始终对国家主权问题非常敏感。如2012年4月俄国家杜马主席谢尔盖·纳雷什金表示有必要成立“欧亚议会”，立刻引起哈萨克斯坦的反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2013年10月明确表示：“欧亚盟”是主权独立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超国家的政治机构是不现实的。

在政治性议题上的分歧，已成为“欧亚盟”内部合作难以深入的障碍。一方面联盟存在俄罗斯一家独大的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其他成员国的民族自决意识强烈，因此涉及主权让渡（如统一货币政策）的一体化进程，由于缺乏政治互信，推进乏力。

无论未来的走向如何，俄罗斯通过主导“欧亚盟”谋求地区主导权和国际影响力的政治意图是明确的。

（二）“一带一路”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

中国在提出“丝路带”之初，就申明“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包括“丝路带”在内的“一带一路”，强调“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尽管有学者试图解读其背后的地缘政治内涵，但应该看到：推动经济合作依然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即便其客观上将带来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的重构，但这也是经济合作扩大和加深的自然结果。

政治对立始终是经济合作的阻碍，“一带一路”涉及如此广阔的地域、如此众多的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有待于合作理念和方式创新。在原有的经济合作模式中，或以共同的政治利益结盟，或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划界，这都成为当前国际合作进一步推进的藩篱。

“一带一路”遵循平等对话、共商共建、以经济合作推动政治互信等原则和路径，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进而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其新的理念和新的合作方式，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理念相辅相成。因此，“一带一路”被视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其不仅是国际合作模式的创新，而且是全球治理模式的新探索。

（三）“一带一盟”的政治诉求能够协调“丝路带”与“欧亚盟”

尽管有明显不同的政治诉求，但二者能够相互协调。

一方面，“欧亚盟”相关国家有“抱团取暖”、联合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挑战的政治考量。对此，“丝路带”首先尊重相关国家的自主选择和所构建的地区秩序，并积极与其对接。其次，“丝路带”遵循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均平等参与的原则，倾听不同的声音，尊重不同的意见，体现各方关切，从而在“丝路带”的建设中实践中国全球治理的新理念。

另一方面，对于“欧亚盟”主导国——俄罗斯的政治诉求，应理解其历史文化渊源和现实政治安全利益，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基础，协调“一带一盟”的关系。同时，将“一带一盟”的有效对接作为提升两国经济合作、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突破点。中俄合作的深化，被认为不仅在地区层面，而且将在全球层面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丝路带”与“欧亚盟”在战略定位、合作模式、开放程度、政治内涵等方面均存在深层次差异，其实质主要是国际合作的新理念、新路径与传统理念、传统路径间的不同。由于“丝路带”所倡导的国际合作的新理念、新路径是基于现实的“创新完善”，所以差异不是根本性的对立，而是兼容、互补，既有交叉重叠，也能错位发展。因此“一带一盟”具有对接的可能和空间。只有准确和充分把握二者的深层次差异，才能在“丝路带”建设中，实践和探索国际合作的新理念、新路径，因地制宜，与“欧亚盟”进行合理恰当和富有成效的对接。（注释略）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