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食物主权“亚洲农政”读书会的讨论笔记。读书会阅读材料见下框。本期读书会着重讨论苏联解体前后国家角色的转变、资本介入农业和土地的过程，并透过国家与资本关系分析国家性质的转变。由于内容较多，将分三次发布。本篇主要讨论Wegren的文章，以国家为观察中心，追述国家角色的转变，追问国家在农政事务中应该承担何种功能。

阅读材料

正文

社会主义时期：党国一体的命令式经济

• 土地关系：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立刻实施了平均地权的土改。1922年通过土地法，实施土地、矿产、水源及森林永久国有化，废除私有制，禁止土地买卖，但允许土地使用权转让及国有土地出租。1928年土地使用权转让亦全面禁止，至1930年建立了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场，直至苏联解体土地仍然国有。

• 金融政策：农村金融资源包括农业补贴、贷款和集体农场的资本投入。政府投入持续增长，从1966-70的960亿卢布增长到1981-85的2270亿卢布，占国家总投入的26-27%。80年代末期，农业补贴占国家GDP的12%，虽然世行报告亦称许多是零售食品补贴，并未补贴到农业人口，而是补贴给了城市消费者。1960-80年之间，国家投入占农业总投入的2/3，余下1/3由集体农场自行承担，一些集体农场因此积累了债务。国家投入以平等主义为导向，优先扶助亏损薄弱的集体农场，导致经济效率降低。

• 私有经济：农村家庭和个人允许拥有自留地，其种植计划不受政府管控。自留地的大小一般建议0.25公顷，不得超过0.5公顷，农民只拥有使用权，但可以继承。1935年开始农场对家庭牲畜养殖的数量有限制，直至戈尔巴乔夫时代被取消。

后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农政路线

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政变迁分为两个阶段：

一、解体初期的九十年代，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国家“退出”农政事务，对农业实行去集体化与市场化，导致1990年代农村经济与社会状况一落千丈。

二、九十年代末的食品危机促使俄罗斯政府调整路线，加强国家对于农业的调控和干预，国家的“回归”迅速给农业生产带来起色，但同时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

1992-1998解体初期：

国家退出，社会经济全面衰退

历史上，苏联国家在农业政策上有两个选择：偏向城市利益或者偏向农村利益。然而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国家却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国家退出。1992年的俄罗斯国家虽然在管控能力上有所衰减，但远未到无力管控的地步，因此国家退出是国家积极做出的政策选择，其主要目的是要“一举拒绝所有的共产主义经济道路（叶利钦语）”，其结果是俄罗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农村自由化。

• 农场生产：国家计划委员会被解散，农业产量计划取消，农产品收购量大幅降低 。农产品批发渠道多元化，私有中介允许经营，国家渠道的批发量只占极小比例。允许粮食市场价高于国家定价，减少对食品生产者的补贴，允许工农业产品价差扩大。食品价格高涨导致消费需求骤降，工农业产品价差扩大而补贴减少导致生产成本飞升，其结果是农场亏损加剧，至1998年月90%的大农场都处于亏损状态。

• 土地关系：土地去国有化，农场成员分得名义土地权（下文详述），自留地允许所有权，鼓励私有农场，初级土地市场开始建立。1993 年10月的总统令取消了土地买卖的限制，允许地权买卖，但仍然给予农场优先购买权，而且对土地交易附加了限制条件：首先除特殊情况外，农用土地不得改变用途，以避免囤地投机；其次，土地购买者必须符合一定的资质，如农业生产经验、教育程度等，以保证合理用地，土地质量不会下降，否则国家有权没收并转卖他人；第三，地方官员有权决定出售的土地总量，避免出现超大农场和大规模农业雇工。

• 农村社会政策：1966年之后，苏联政府在工资政策上致力使工农收入基本持平，而九十年代开始工农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至九十年代末期农业工人平均月薪下降到城市工人月薪的35-40%，农业工作成为收入最低的职业。国家对农村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的投入全面减少，导致学校和医院关停，医院数量减少30%，维持运行的医院缺乏基本的医药供给。1992年开始，农村死亡率一路攀升，在之后的十年中农村死亡率一直超过出生率。

• 金融政策：国家补贴急剧萎缩，并且优先补贴大规模农场。1994年约200亿大规模农场债务进行了重组，1996-97年建立农村信贷系统，允许农场以农产品期货进行抵押。但贷款总量不足，大面积农场亏损、负债累累、发不出工资。农业银行尚未建立，1992年农业资本投资仅占全国投资的3%。1993年开始农业财政责任下放，从中央预算一路下移到地方和农场，导致农场债台高筑，基础设施无力维护。

• 私有经济：私人农场和私有土地合法化。获得土地的办法一般是先租赁后购买。合法化之后，土地私有化迅速发展，1990年仅有4400家私有农场占地约18万公顷，到1995年增长到28万家私有农场占地1200万公顷的规模。90年代中期，国有农用土地占有率下滑到17%，其中还包括大部分与大农场成员共同拥有的部分。

1998年之后：国家回归，社会分化加剧

1998年俄罗斯政府债务违约，导致数家银行倒闭，卢布贬值75%。经济危机迫使政府清醒头脑，认识到：首先，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俄失败了，经济的强壮要求国家的干预；其次，食品安全问题严重，食品消费严重不足，营养不良和饥饿蔓延；最后，美国已经开始“俄罗斯疲劳”，逐渐撤销对叶利钦的支持。普京时代的国家回归，虽然拒绝了全盘市场化，但依然坚持市场经济，所以绝非回到苏联的国家计划时代。

事实上，普京时代的农业政策在多方面稳固并深化了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趋势。土地私有产权正是在普京治下于2002年通过立法被正式确立，为其后的土地兼并敞开大门。社会政策上，政府依然保持不干预的姿态，既没有增加投入保护农民生活，也未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私有经济方面，政策鼓励发展私有农场。

国家对食品市场的调控力度加大，但并未通过命令式手段干预生产，而是主要利用市场杠杆引导生产。在食品供应政策上，对指定农产品规定国家收购价（保底价）保证丰年价格，而在灾年开放国家存粮供应，从而稳定食品价格。此外，严格控制食品进口，尤其牛肉、猪肉和家禽的进口，以保护国内生产者。

农业金融方面的政策力度加大，包括：1.国有农业银行的建立。2. 政府补贴提高，对大农场进行债务重组。3. 建立生产保险体制。4.变多种税收为一税制。

5. 鼓励外资投资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业，2000-2005年其间，在俄外资投资农业的额度增长了两倍，从4000万美元增长到1亿2000万美元，而1990年时这一数字仅500万美元。

国家干预政策并未彻底扭转农业危机。2000年以后农业增长缓慢，债务继续累积。但国家回归也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首先，大规模农场扭亏为盈。1998年，90%的大农场处于亏损，到2005年三分之二的大农场已经盈利。其次，农业产量提高，食品供应基本稳定。第三，工农业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农业失业率降低。然而，农户分化明显加剧，农村阶级分化成为趋势。

Wegren概述的俄罗斯经验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尖锐批评，肯定国家干预对经济稳定、农业振兴的关键性作用。但是，恰恰由于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敌视，使得批判的声音集中关注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干预或者不干预成为主题。然而，新自由主义踢开国家、市场万能的实质，是为资本的扩张扫清障碍。因此，不分析国家对于资本的态度、国家干预的性质，单纯讨论国家退出或回归，并未能够触及问题的根本。国家回归之后的俄罗斯，依旧高度依赖国内国外的资本，从2000年之后的圈地潮中可见一斑。

本文是食物主权“亚洲农政”读书会的讨论笔记。读书会阅读材料见下框。本期读书会着重讨论苏联解体前后国家角色的转变、资本介入农业和土地的过程，并透过国家与资本关系分析国家性质的转变。由于内容较多，将分三次发布。本篇主要讨论Wegren的文章，以国家为观察中心，追述国家角色的转变，追问国家在农政事务中应该承担何种功能。

阅读材料

正文

社会主义时期：党国一体的命令式经济

• 土地关系：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立刻实施了平均地权的土改。1922年通过土地法，实施土地、矿产、水源及森林永久国有化，废除私有制，禁止土地买卖，但允许土地使用权转让及国有土地出租。1928年土地使用权转让亦全面禁止，至1930年建立了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场，直至苏联解体土地仍然国有。

• 金融政策：农村金融资源包括农业补贴、贷款和集体农场的资本投入。政府投入持续增长，从1966-70的960亿卢布增长到1981-85的2270亿卢布，占国家总投入的26-27%。80年代末期，农业补贴占国家GDP的12%，虽然世行报告亦称许多是零售食品补贴，并未补贴到农业人口，而是补贴给了城市消费者。1960-80年之间，国家投入占农业总投入的2/3，余下1/3由集体农场自行承担，一些集体农场因此积累了债务。国家投入以平等主义为导向，优先扶助亏损薄弱的集体农场，导致经济效率降低。

• 私有经济：农村家庭和个人允许拥有自留地，其种植计划不受政府管控。自留地的大小一般建议0.25公顷，不得超过0.5公顷，农民只拥有使用权，但可以继承。1935年开始农场对家庭牲畜养殖的数量有限制，直至戈尔巴乔夫时代被取消。

后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农政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