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乌克兰政治基本特征与影响因素
乌克兰的政治发展道路非常曲折，政体在总统议会制与议会总统制之间反复摇摆。2013年11月发生的“广场革命”导致乌克兰政治再次重新洗牌，政治制度和政治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本文归纳当前乌克兰政治的基本特征，分析影响乌克兰政治发展的因素，旨在了解政治现状形成的原因，管窥政治发展的前景。
一、政治现状的基本特征
目前，乌克兰政治呈现以下基本特征：一是政治制度再次发生摇摆，回归到议会总统制。2014年2月21日乌克兰议会通过法律，政治制度回归2004年宪法，再次实行议会总统制。根据现行宪法，议会和总理的权力增加，总统权力缩小。总统提名总理人选须听从议会建议，由议会任命。除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内阁成员由总理提名，议会任命。议会可以对内阁进行不信任投票并决定是否接受总理辞职。不过，解散政府须总统提议或者议会1/3议员提出，议会多数同意。一旦内阁倒台，议会须在一个月内建立新的执政联盟，否则总统将有权解散议会。如果内阁解散后60天内无法组建新内阁，总统也可以解散议会。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根据内阁建议，由总统任命（总统无罢免权）。
二是政治力量西升东落。获得东部和南部地区选民支持、主张亲俄但不离欧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地区党由执政党变成反对党，其遗留的政治空间被西部和中部地区选民支持的、主张亲欧美疏离俄罗斯和乌克兰化的政治力量占据。共产党彻底被边缘化，首次未进入议会。政党格局和议会格局呈现碎片化状态。议会（包括地方议会）内没有一个政党占据半数以上席位。波罗申科联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影响力与昔日地区党相去甚远。一批新政党在“革命”后涌现。波罗申科联盟是在寡头菲尔塔什的撮合下、由波罗申科领导的团结党与克里奇科领导的打击党联合而成。得益于波罗申科联盟的建立，2014年5月29日波罗申科顺利赢得乌克兰第六次总统选举。2014年10月26日议会选举结束后，共有10个政党的代表通过政党比例制（6个政党）和单一选区制（自由党、右区、乌克兰社会劳动前景党和意志党）进入第八届议会。在现有423个议席（议会共450个议席，目前27个虚席）中，波罗申科联盟占150个议席，人民阵线占82个议席，反对派联盟（地区党的继承党）占40个议席，自助党占31个议席，激进党占21个议席，祖国党占19个议席，自由党占6个议席，右区、意志党和乌克兰社会劳动前景党各占1个议席，独立候选人占96个议席。2014年11月20日，波罗申科联盟、人民阵线、自助党、激进党和祖国党组成执政联盟。11月27日，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弗拉基米尔•格罗伊斯曼为议长，确认人民阵线的代表亚采纽克为总理。2014年12月2日，内阁形成。副总理（兼任文化部长）、内务部部长和司法部部长由人民阵线的代表担任，信息政策部部长、教育科学部部长、社会政策部部长由波罗申科联盟的代表担任，副总理由激进党代表沃谢夫斯基担任，青年运动部部长由祖国党代表日丹诺夫担任。其他部长职位由无党派代表担任。2015年10月25日和11月15日乌克兰举行地方选举，142个政党参加选举，投票率仅为40%，人民阵线（2015年9月民调结果显示其支持率仅为1%）和激进党未参加选举，波罗申科联盟、祖国党、“我们的家乡”党和反对派联盟分别获得19.84%、18.13%、10.14%和9.07%的选票。80个非议会政党入选，沃伦州、外喀尔巴阡州、哈尔科夫州和赫梅利尼茨基州均为非议会政党占据首位。入选代表覆盖州的数量由多到少依次为乌克兰爱国者联盟、自由党、复兴党、农业党、“我们的家乡”党、人民监督社会运动和公民立场。选举结果暴露出民众对于执政联盟政党信任度低、执政联盟的脆弱性以及政党体系的碎片化，而政党体系的碎片化尤以西部和中部地区各州最为突出。政党的地区属性以及政党领袖与政党之间的分离现象都更加明显。民间机构调查结果显示，仅6个政党在全国超过1/3的州进行了选前宣传，仅有6%的受访者表示见到过候选人，多数选民投票时依据对候选人的喜好，不看重候选人的政党属性。波罗申科联盟共获得9154个议席。波罗申科联盟第一副主席伊戈尔•科诺年科称，该党成功打破了地区党在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垄断。
考虑到波罗申科联盟和议会其他政党在地方议会所占席位有限，地方性政党在地方议会有更多影响以及地方分权改革和预算改革进程即将实施，未来地方议会与国家议会之间将形成较复杂的关系。地方议会内部政党林立，在建立地方议会领导机关的过程中，斗争将非常激烈。由于处于战争状态，东部地区的地方选举推迟到2016年举行。
三是政治极化。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总统团队与总理团队之间、政党之间、寡头之间、寡头与当局之间的分歧和斗争非常激烈，导致诸如修改宪法、制定预算等重要的政治议题久拖不决。乌克兰政策分析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博尔特尼克指出，乌克兰政治家令民众失望，不仅没有进行改革和打击腐败，而且开始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现在很难在议会内找到两个部长、两个政党，或者总统周围的两个人彼此之间不争斗的。80%的乌克兰人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乌克兰学者米哈伊尔•帕夫利夫指出，尤先科后期和亚努科维奇时期都形成了单一团队，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团队内部通过各种链条彼此相联，而波罗申科没有形成单一的团队。当前乌克兰政治形势类似于库奇马后期，各政治派别已经羽翼丰满，相互倾轧。
2015年12月11日，当亚采纽克总理在议会做政府年度工作报告时被波罗申科联盟的议员奥列格•巴尔纳拦腰抱离发言席，随后引发议员“群殴”。几日后，在波罗申科主持的国家改革委员会会议上，内务部长阿瓦科夫和敖德萨州州长萨卡什维利发生激烈口角。乌克兰国内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萨卡什维利谋求总理职位，总统团队与总理团队之间的争斗短期内难以平息。此外，各政治派别在有关地方分权的宪法修正案问题上分歧严重。2014年9月16日，议会通过波罗申科总统提交的关于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实行3年自治的“特殊地位法”，遭到祖国党、激进党和自由党的反对。2015年8月31日，议会一读审议波罗申科总统提出的有关地方分权的宪法修正案，结果265票赞成，87票反对，来自激进党和祖国党的部分议员以及自助党的多数议员投了反对票。同日，议会大楼外爆发了反对宪法修正案的抗议，抗议演变成冲突，导致3人死亡，141人受伤。内务部长阿瓦科夫指责自由党是事件的幕后操纵者。2015年9月1日，激进党宣布退出执政联盟。根据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二读须达到至少300票（2/3多数）才能在议会正式通过。该宪法修正案能否通过关系到新明斯克协议能否履行以及东部地区能否实现和平。英国智库“经济学家”国别报告预测，2015年10月在巴黎举行的乌俄德法四方会谈决定在顿巴斯地方选举前推进顿巴斯自治方案，这将进一步加剧乌克兰政权内部的分裂。政权内部分裂可能导致议会选举提前举行。不过，也有很多分析认为，目前还找不到替代亚采纽克的人选，解散政府和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将导致政局更加混乱，各派力量不确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能否拥有更多议席，因此不会轻易冒险。此外，美国暂时倾向于保留亚采纽克的总理职位。2015年11月，乌克兰爱国者联盟的主席格纳季•科尔班被当局逮捕。寡头科洛莫伊斯基认为由于科尔班竞选基辅市长以及爱国者联盟党在地方选举中获得5%的席位，当局借此打压自己的势力。同月，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第二大城市克里沃伊罗格地方选举结果引发抗议活动，起因是议会最终认定寡头阿赫梅托夫支持的反对派联盟候选人维尔库普战胜科洛莫伊斯基支持的自助党候选人米洛博格。
四是政治寡头化。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高度紧密结合是乌克兰政治的重要特点之一。与后苏联地区其他国家相比，乌克兰的寡头影响更大（寡头直接参政的比例较高，寡头影响渗透到经济、政治、安全、军事、文化、媒体等各领域），寡头的攻击和渗透能力更强，寡头之间关系更复杂，与外部联系也更密切。“广场革命”以后，乌克兰的寡头们积极参政议政，表现活跃。总统、内务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农业政策和食品部部长、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能源和煤炭工业部部长等政治人物或者是亿万富翁，或者是大型企业的拥有者。政党内部富商云集。波罗申科联盟内多达27位百万和亿万富翁。寡头们或建立政党，或为政党提供资金支持。乌克兰首富阿赫梅托夫曾支持地区党和共产党，“广场革命”以后支持反对派联盟。媒体消息称，他同时与总理亚采纽克联系密切。菲尔塔什支持波罗申科联盟和反对派联盟。科洛莫伊斯基支持人民阵线、自助党、乌克兰爱国者联盟和复兴党。平丘克支持人民阵线。廖沃奇金支持反对派联盟。寡头们还动用各种资源，向当局施压。“广场革命”以后，乌克兰寡头们基本上都拥有私人武装，其政治活动更具进攻性和暴力性。阿赫梅托夫公开要求政府与东部民间武装举行和平谈判。2015年4月，阿赫梅托夫支持基辅煤矿举行抗议，反对政府进行能源改革。科洛莫伊斯基担任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期间要求扩大管辖区域。2015年3月，科洛莫伊斯基的武装占领了国有石油公司（Ukrnafta）的基辅总部，与政府军展开对峙。2015年7月，“右区”武装在穆卡切沃与警察交火。“右区”领袖亚罗什呼吁就波罗申科是否适合担任总统举行全民公决。2015年8月和12月，寡头们两次举行会议，商议改变政坛现状以维护自身利益。乌克兰当局采取很多措施去寡头化，包括解除科洛莫伊斯基的州长职位，逮捕违法的寡头，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削减寡头的资产，通过吸收寡头的武装参加东部地区战争削减寡头的势力；通过《国家警察法》，增设巡警局，对新招录警察进行培训等，取得一些成效，但这些举措短期内难以撼动寡头政治体系。
五是在社会情绪激进的背景下，内政同质化，外交亲西抗俄。“广场革命”推动社会情绪表现出激进的一面。2014年10月14日，一些政治倾向偏向极端民族主义的团体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议会通过决议，取缔当地的共产党，为“乌克兰起义军”正名。政府许可亚速营（被怀疑有亲纳粹倾向）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参与“反恐行动”。2014年12月27日，乌克兰政府宣布暂时切断乌内地与克里米亚半岛之间的交通。2015年11月23日，乌克兰输往克里米亚的电力供应全面中断。在2015年地方选举中，政治立场偏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激进党（支持率为5.62%）、自由党（支持率为3.74%）和自助党（支持率为2.05%）支持率虽较2014年议会选举有所下滑，但相对于左翼政党（社会党、新国家党）成绩不俗。政府在内政方面推行同质化政策，在外交方面推行亲西抗俄的政策，地区分裂和外交失衡进一步加剧。2014年11月，波罗申科总统在参加大饥荒纪念活动时称大饥荒是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对乌克兰民族实施的“种族灭绝”，苏联领导人思想的继承者在乌克兰东部正在重复大饥荒时期的犯罪实验。2015年4月，乌克兰通过所谓的反共产主义法，规定禁止公开使用纳粹和共产主义标志，禁止公开否认1917—1991年共产党政权的犯罪性质，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取代“伟大卫国战争”的说法，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定义为“为乌克兰独立而战斗的力量”，要求带有苏联痕迹名称的城市和街道在6个月内更名。波罗申科提出，乌克兰将在2020年提交加入欧盟的申请。2014年12月23日，议会修改《内外政策的基础》和《乌克兰国家安全的基础》两部法律，取消有关不结盟地位的法律条款。2015年1月27日，乌克兰议会通过呼吁国际社会认定俄罗斯为侵略国的决议。乌克兰于2015年5月出台《国家安全战略》，9月25日出台新军事学说。两份文件都把俄罗斯列为首要现实威胁，把美国看作乌克兰安全最主要的保障者，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发展方向。2015年乌克兰与俄罗斯都对对方采取了制裁措施。
六是政治的独立性减弱，对外依附性增强。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对于乌克兰政治有深刻影响，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的影响更大。“橙色革命”和“广场革命”都与西方势力的支持有关。乌克兰主要政治精英和寡头与外部势力（包括外国政要、政治组织、非政府组织等）有密切联系。很多寡头都拥有外国国籍，家人和部分资产在境外。乌克兰选举和政治活动很多不透明资金来源于欧盟成员国的离岸账户。在2014年2月媒体曝光的一段电话录音中，美国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杰弗里•派亚特讨论乌克兰局势时说，亚采纽克是乌克兰新任总理的最佳人选。米哈伊尔•帕夫利夫认为，乌克兰没有能力推行独立的内外政策。乌克兰的国家预算由西方公司制定，目的是从中抽取资金用于偿付外债利息。博尔特尼克指出，当前的乌克兰经济是依附经济，主要依靠外部提供的贷款生存。对于乌克兰具有重要意义的宪法修正案、政府预算、税法都是外部制定的。
二、影响政治发展的因素
当前乌克兰政治缘何表现出上述特征？乌克兰政治发展现状的成因有很多，包括政治发展处于探索阶段、政党制度、政治精英、政治文化、经济结构和外部力量等。
第一，乌克兰尚处于探索政治发展模式的阶段，政治制度尚未成熟，难免出现政体的反复。政治精英和民众对于国家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尚未形成共识，宪法关于政体的规定缺乏稳定和坚实的民意基础。法律制度不够完备，宪法关于总统和总理权力的权责表述模糊。在实行总统议会制期间，总统通过频繁更换总理来贯彻自己的意志。“在总理—总统制国家，只有议会才能罢免总理，只要得到议会多数支持就不会因对抗总统而下台，这样就进一步增加了总理与总统对抗的可能性。”乌克兰的政治实践表明，国家还没有形成稳定、良性运转的政治体系。总理与总统对抗常态化，总理或部长通过斗争能够成为总统。而历任总统都试图加强总统权力，摆脱总理和议会的牵制，但都不具有建立威权政治制度的绝对优势。无论谁上台，都面临来自其他政治力量的有力挑战。在竞争对手的掣肘下，政策难以实施，加上政府治理能力较弱，无法满足民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需求，这为反对派发动“革命”推翻总统提供了理由和条件。
第二，乌克兰政党制度发育迟缓，尽管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仍很脆弱。乌克兰问题专家塔拉斯•库齐奥认为，导致乌克兰政党制度脆弱的因素包括：苏联政治文化以及苏联解体导致的意识形态真空不利于政党建设；苏联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快速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腐败和犬儒主义盛行；苏联地方主义的遗产对于地方政治和经济精英继续保持影响；地区和语言差异不利于政党获得全国范围内选民的支持；政党结构脆弱，内部缺乏民主，倚重不透明的资助者。
乌克兰政党存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弱（偏好实用主义和投机主义）、腐败、计划性差、领导人与年轻成员之间存在鸿沟、资金支持不持续、选民对政党信任度低、政党缺乏长期生存能力等问题。与后苏联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政党类似，乌克兰政党也表现出工具性价值，社会阶层或群体利益的代表性较弱。政党实际上是寡头们协调彼此利益的工具，也是政党领袖个人攫取政治权力的工具。政党的建立和存在主要依靠政党领袖。政党的民众基础较弱，其运作不是依靠制度和纲领，而是取决于领袖个人能力。相应的，政党领袖把政党看作个人的财产，对于制定制度和纲领不热心，胜选后并不把政党纲领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政策，选举失利后也不会辞职。这导致政党的组织纪律涣散，凝聚力有限，政党和政党领袖基于短期利益频繁组合和分裂，政党数量虚增。自1998年起，乌克兰政党制度不断衰落，主要体现在：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于政党信任度走低；政党体系不稳定，政党领袖不断变换，政党不停地“自杀”、联合和分裂；政党结构不民主，也不透明，政党结构围绕着领袖人物或者资助来源建立。结果是政党格局呈现碎片化状态。
乌克兰政党在法律意义上具有全国属性，但在实践中只具有地区属性。乌克兰缺乏全国性政党，小党林立。政党比例制和混合选举制不利于在议会内部形成一党独大局面，由若干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稳定性往往较弱。地区党和共产党是东部和南部地区主要政党。共产党曾赢得1994年（87席）和1998年（121席）议会选举。地区党曾赢得2006年（186席）、2007年（175席）和2012年（186席）议会选举。然而，由于不能提供满足多数选民需求的纲领（共产党）、政党领袖失去官职（地区党）等原因，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政党逐渐萎缩。此外，由于东部地区陷入战争状态，当地基本无法进行选举，寡头因资产损耗等原因减少对于东部地区政党的支持，东部地区选民流失，在“广场革命”以后的总统、议会和地方选举中，东部力量（政党和选民）不足，中西部政治力量顺利占据主导地位，力量对比呈现西升东落的态势。
第三，政治精英无力建立高效的威权政治体系，责任意识较弱，缺乏明确和坚定的政治立场，热衷现实利益，彼此不够团结，导致政治发展始终走不出激烈斗争的漩涡。塔拉斯•库齐奥指出，乌克兰政客缺乏责任，与选民有距离，选民被隔离在政治体系之外。在乌克兰，政治精英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党、选举都看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为了利益不断变换政治阵营和旗帜。寡头或走上前台或躲在幕后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推手。民族主义情绪、政客的蛊惑、现实利益的诱惑、对于民主和理想生活的期待、对于现状的失望等因素促使民众动辄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参与“革命”。
第四，由于历史、语言、经济等原因，乌克兰的政治文化存在地区差异，形成了相互冲突的地区亚文化，这导致乌克兰的政治发展比后苏联地区其他国家更具复杂性。换言之，除了建国、政治和经济制度转轨，乌克兰还面临着国家认同的问题。政治文化是国民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于政治体系和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是影响政治发展的主观因素。乌克兰独立以后的政治文化呈现出多元性，不仅不一致，而且相互对立：西部和中部地区国民的政治积极性较高，热衷于独立、改革、亲西方、建立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和开展政治运动，政治主张相对激进，把俄罗斯看作威胁，反对给予俄语国语地位；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国民相对保守，倾向于维持中央权威，在政治主张上相对中庸，在赞同与欧洲一体化的同时反对割断与俄罗斯的联系；克里米亚地区在乌克兰独立以后要求高度自治。正是由于政治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地区亚文化存在冲突性，乌克兰历届选举才显现出地区界限。乌克兰历任总统或者主要从东部和南部获得支持，或者主要从西部和中部获得支持，更像是地区领袖。而且，没有一个总统能够获得高票。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也是这样。这种相互冲突的亚文化如果被别有用心的力量加以夸大和政治化，很容易导致内讧。美国学者指出，乌克兰冲突实质上是乌克兰人身份认同的冲突，是选择单一文化还是选择多元文化的矛盾反应。
第五，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乌克兰是苏联时期经济实力仅次于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同时也是深受解体之害的共和国。乌经济结构决定了其对于苏联经济体系的依附性较强。乌克兰能源自给率很低，独立初期石油自给率仅为10%，天然气自给率为40%。国内庞大的开采业、冶金业和化学工业都是高耗能产业，需要大量进口能源维持工业发展。独立以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复杂，乌克兰不再享受俄罗斯提供的优惠能源价格，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工业发展困难。此外，由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中断，很多乌克兰企业不能从境外得到生产所需的设备和零部件，企业瘫痪，国家很快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因此，乌克兰政治发展从一开始就背负经济包袱，而后续经济改革的低效又影响到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使政治发展面临更多的困难。克拉夫丘克总统执政期间启动的小规模私有化，伴生了权力寻租机制，为形成后续寡头政治埋下伏笔。库奇马取代克拉夫丘克成为总统后开展大规模私有化，产生了一批寡头。20世纪90年代寡头依靠倒卖能源发家，进入21世纪后，他们又逐渐把触角伸展到生产、金融、媒体、政治等领域。通过资助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动相互角力，把政坛变成赌场。随着私有化资源的不断减少，寡头相互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增加了政局的不稳定性。而政局不稳反过来伤害到经济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第六，外部力量对于乌克兰政治的介入增加了乌克兰政治发展的复杂性。西方对于亲西方、反俄政治力量的支持，以及俄罗斯针对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做法导致乌克兰东西部民众之间的对立尖锐化，对于乌克兰内政的极化推波助澜。此外，外部力量在乌克兰扶植代理人，支持和资助属意的政治力量，引导或影响乌克兰的政治进程，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乌克兰政治的独立性，使其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和牺牲品，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波折不断，付出了沉重代价。
三、结语
本文所述乌克兰政治现状的基本特征属于阶段性特征，未来乌克兰政治发展前景还不明朗。东部地区的战争尚处于冻结状态，政治稳定发展面临的困难还很多，政治现代化注定要经历长期的过程。乌克兰政治的良性发展取决于内外两方面条件改善。内部需要弥合政治分歧，加强团结，实现东部地区的和平，巩固司法独立，打击腐败，促进经济发展；外部需要俄罗斯与西方为乌克兰提供互利合作的可能性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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