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着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内需市场，欧洲的传统制造业优势和创新机制，大有用武之地，也为现代金融的新丝绸之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经过近两年的共同努力，“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从蓝图走进现实，2016年3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对捷克的访问，更是为“一带一路”战略与欧洲制造业强国的产能合作指引了方向。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着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内需市场，欧洲的传统制造业优势和创新机制，大有用武之地，也为现代金融的新丝绸之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梳理中国对外开放升级的国际化脉络，以基础设施建设输出为代表的“一带一路”初期合作，旨在为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架桥修路”，进而提升所在国家的民生福利，为产能合作的深入推进打下基础。相对应的，服务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形式，则以区域开发性金融组织为主要形式，这就是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受到国际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在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上，中国总体上是资本输出国家，对外投资周期长，资本安全性受地缘政治风险影响较大。



 



因此，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把“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作为新一年工作重点，并倡议企业作为主体先行，无疑会对金融服务和资本流动带来深刻的影响。以往全球化的实践证明，跨国产能合作是围绕市场对生产要素进行全球优化配置，直接融资和现代资本市场的多货币金融服务，是必不可少的金融基础设施，值得中国的货币当局和金融监管组织细细梳理脉络。





世界范围内，中国依然是高储蓄率国家。经济学规律表明，每年的储蓄盈余亦或变成贸易顺差累积外汇储备，亦或以跨国资本输出的形式对外进行投资。处于宏观经济转型升级阶段的中国，这两种跨境资本流动都存在，一方面“中国制造”产品竞争力依然，并带来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前所未有地对外进行资本投资，在世界范围进行产业布局，“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基础就在于此。



 



中国企业扬帆出海，少不了现代金融服务保驾护航，而且这种资本的流动更不应该是单方向的。如果按照产能合作形式和资本流动方向划分，资本的互联互通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方面情况：



 



第一，中国企业出海收购矿产资源或投资办厂。这种相对简单的产业链延展，是为了应对中国国内自然资源禀赋不足，以及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更多的是中国资本对外输出。与中国对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类似，海外收购的产业价值投资逻辑清晰，往往较容易得到政策性金融支持，也更容易受到资产所在地的地缘政治风险影响。



 



因此，我们建议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人心，政策性金融应逐步淡出市场化融资领域，因为过低的融资成本会扰乱国际市场定价，最终给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带来竞争劣势。相反，应更多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机制，服务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以A股市场为例，已经有包括洲际油气在内的多家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募集“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资金，也得到了投资者的热烈响应。



第二，中国企业出海寻找技术和资金，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大市场。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更高阶段，主动进行生产要素的更广阔领域配置，是“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真正内涵。本文伊始所提到的中国与捷克的产能合作，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利用欧洲的技术和创新优势，提升中国“世界工厂”的生产效率，从供给端为“中国制造”诸如新的活力。



 



诚然，产能合作的供给侧改革知易行难，特别是金融服务更是难上加难。中国企业习惯于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而对海外技术和创新能力的投资需要主动估值，需要以投资银行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服务。以中航工业2009年在奥地利成功收购的FACC公司为例，亚洲航空制造业首次通过收购欧洲航空企业，将FACC国际一流复材专业化技术以及其客户（波音、空客）在公司治理形式上接轨，提升中国航空制造业的整体能力；2014年，FACC成功在维也纳交易所上市，募集超过2亿欧元资金，反哺FACC在中国镇江等地的跨国合资公司，形成了中国企业利用境外资金主动构建的“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资本闭环。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一带一路”资金供给端需求，是以石油美元为代表的全球财务投资者。伴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一再延误，美国保持了历史上最长时间的“实际负利率”，而欧元区和日本甚至耍起了“名义负利率”的货币游戏，这对中东富豪实际财富的侵蚀无疑是致命的。受益于国内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升级，以及“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中国有望持续坐拥四大经济体唯一正利率的国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更让中国成为具有投资价值的目的地。如何构建互联互通的资本新丝绸之路，将石油美元通过现代金融市场引向中国的中西部，引向“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是新时代中国金融机构的历史使命。